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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最大的失策——中印边界风云

来源:互联网 责编:大嘴 作者:不详 时间:2004-08-18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怎么也不会想到,1962年竟然是他人生、事业的顶点,再过两年,他的人生道路就走向终点,而在此之前,他还是印度的独立之父、铁腕总理,在国内享受人们的爱戴,作为不结盟运动和“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者或缔造者之一,他又以公正、和平、无私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经常在世界各冲突地区作为仲裁人奔走,而这一切到1962年都成了历史。无论是他的声望还是对国际社会及印度政坛的影响在1962年都一落千丈。就是他的身体,也在走下坡路,他的背驼了,走路时也摇摇晃晃。那个精神抖擞、充满朝气的尼赫鲁不存在了。他的国防部长梅农曾这么形容过他:“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尼赫鲁明白,印度人明白,局外人也明白,那是因为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次边界战争,印度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垮了,尼赫鲁的一切也就随之完结了。

    尼赫鲁也许会想起他曾“厚待”过的中国人,那个诚恳、善良、大度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曾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但他都错过了;也许他会想起他的前任陆军参谋长蒂迈雅,蒂迈雅曾提醒过他,不要试图去激怒中国,但他拒绝了;也许他还会想起英国人,那个该死的英国殖民政府及其在印度的代表麦克马洪,如果不是他随手在地图上划出一条麦克马洪线,也许他就不会挑起这场边界战争;也许他还会想起他的印度子民,如果不是他们狂热的扩张主义情绪,他也许不会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也许……也许……,如果还有那么多也许的话。


    殖民主义的遗产

    中印边界全长2000公里,分为三段,三段都有领土争议,但争论最激烈的还是东西两段,其中,东段是英国殖民政府留给中、印两国人民的“遗产”,而西段则是尼赫鲁政府继承英印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而制造出来的。

    19世纪末,英国加紧侵略西藏。1886至1888年,英国第一次进攻西藏,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西藏地方势力较弱,英国提出缔结条约,确定印藏通路和边境通商。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两次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和《
中英藏印续约》,正式进入西藏。1903年,英国印度总督寇松第二次派兵进攻西藏,1904年,拉萨失陷,清政府驻藏大臣被迫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这就是1904年《印藏条约》,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清政府电令驻藏大臣不得在条约上签字,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交涉没有结果,西藏逐步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殖民政府在西藏扶植亲英派,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1914年,中国政府认为西藏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提议在伦敦召开西藏问题会议。由于英国殖民势力已经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英国要求西藏政府也派代表与会,地点后来定在印度的西姆拉,这就是所谓的中英藏会议。英方代表是亨利·麦克马洪。此人认为创造和标定边界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手杖一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多少种奇迹!他正是以这种态度出席了西姆拉会议,并大手一挥,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划出一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把中国一块面积大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会上,英国要求中国承认将西藏分成内藏和外藏,中国在外藏将不再享有任何行政权力,实际上外藏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举动遭到中国代表陈贻范的反对,但在英国的外交和军事高压下,陈贻范还是在麦克马洪拟定的条约和地图上草签了字。但是,草签和正式签字在国际法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不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这种草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一点,陈贻范清楚,麦克马洪也清楚。果然,中国政府在获悉条约的内容后,立即予以否认,并严厉训斥了陈贻范擅作主张、屈从英国压力的行为。麦克马洪注意到,自此之后,陈贻范的信心就动摇了,麦克马洪被迫在这个已经草签的条约草案上进行修改。如果说陈贻范的草签本来就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话,那么,经麦克马洪修改后的条约草案就更加一钱不值。但是,后来印度政府就是根据这个一钱不值的条约草案,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的。

    麦克马洪这时已经非常清楚,不管他如何施加压力,陈贻范是再也不敢越权行事了。西姆拉会议只得草草收场。伦敦指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条约上签字,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但发电报时,英国外交部没有一个能签发电报的官员留在外交部值班,结果麦克马洪并没有及时收到这份电报。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就同西藏代表签订了一个条约,声称这个条约对英藏双方都有约束力。签字的时候,他们有意支开了陈贻范。这个偷偷摸摸的举动使英国人自己对这个条约的有效性也产生了怀疑,以致条约长期没有公开。西姆拉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三方会议最后变成只有两个参加者,公开的三人签字的条约变成只有两个人签字的秘密宣言,另加一份一钱不值的、在签字后又被修改过的地图草案。即使是戴上有色眼睛的法学家也不能承认这些草案、条约、地图具备法律效力。这一点连这出闹剧的导演英国政府本身也不得不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出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对此,这出戏的前台主演麦克马洪线也毫不讳言:“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西藏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它与英方的签字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麦克马洪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的谈判失败了。”

    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在划界的原则上也是很随意的。它不符合任何一条划界原则。印度政府后来声称麦克马洪线符合分水岭原则,但是,分水岭原则仅仅是划界中考虑的一个原则,种族、文化原则比起分水岭原则更具重要性,更何况麦克马洪线并不是按分水岭原则划分的。它切断了和阗河水系和雅鲁藏布江水系,从地理上讲,这个地区的南北坡度不大,易于通行,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唯一通道,但再往西行却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这一点连印度政府自己也不否认。

    正是由于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使得这个边界线的炮制者也不敢承认它的存在。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肯定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上正式签字。此后20年中,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地图集也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仍然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走,这同中国的主张完全一致。只是到1935年,英印政府才提出,要在《艾奇逊条约集》里面收入《西姆拉条约》,在《泰晤士世界地图集》里画出麦克马洪线的位置。为了不引人注目,英国政府还不惜弄虚作假,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上出版于1937年,却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而将初版全部收回销毁,英国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西姆拉条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是有效的,但幸运的是,初版《艾奇逊条约集》有一本还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政府作伪证的罪行昭然于天下。

    也就在1937年,印度测量局开始在地图上标出麦克马洪线,但它并不敢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正式边界,而是注上“未经标界”,但1938年测量局发行的一张西藏地图仍然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属于西藏,1946年出版的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仍然标明印度的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走的。

    英印政府知道这种在书本上偷偷摸摸做手脚的行为并不光彩,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本否认不了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长期行使行政权力这个事实。英印政府决定,对达旺地区进行考察,并向居民征收赋税,但当印度巡逻队到达达旺时,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向英方提出抗议,要求英方人员撤走。但是,英国殖民者还是逐步用武力赶走了西藏地方当局的管理机构,在达旺等地建立了哨所。

    1947年 8月14日午夜,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权留下来的遗产,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对此,贡纳尔·米达尔评论道:“每一个新生的政权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印度一独立,就接管了英印殖民当局对不丹、锡金的统治,其控制之严密,连英印殖民当局也自愧不如。印度仍然凌驾于尼泊尔之上,并且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在西藏的“权益”,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代表机构。

    这个转变几乎看不出来,所有人马原班保留,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一面国旗。当中国政府进军西藏后,印度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新德里向中国政府提出一项措辞严厉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和中国“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表示“遗憾”。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印度政府何“憾”之有?至于那条麦克马洪线,也不再羞羞答答,而是昂首走上前台,成为印度的新“国界”。

    如果印度的要求仅止于麦克马洪线,那也还罢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是殖民主义留下来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仍准备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共同解决边界问题。但尼赫鲁政权却认为,中印边界已由麦克马洪线划定,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无需谈判。1950年11月,在回答议会质询时,尼赫鲁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尽管他承认,只有从不丹向东的边境是由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并未划定,但他还是武断地将印度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扩大到中印边界全线。这样,就产生了中印边界西段问题。

    中印边界西段同东段的情况完全不同。姑且不论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它毕竟是一条在图上画出来的边界线,而在西段,则完全没有这种边界线,只有一条习惯线。习惯线以北历来由中国政府管辖,印度只是到1957年从一份中国画报上看到中国修筑了新藏公路,才于1958年 9月向阿克赛钦地区派出了第一支侦察队,对这一地区进行侦察,但随即被中国政府“递解”出境。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土地“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但是,印度政府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尼赫鲁 9月10日在印度联邦议院的讲话中还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任何的统辖”,“究竟拉达克地区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不能对一桩不但在今天,而且在一百年以来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随意采取行动”,但几天之后,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说,他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如同麦克马洪线一样,“历来是印度的历史疆界”。这一点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同意。

    关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即中印之间的边界未经划定。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至于说被印度政府视为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协定”——《西姆拉条约》以及麦克马洪线,那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干的,中国政府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也从来没有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作为中印边界的协定,但考虑到各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现实的态度。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存在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而印度政府则坚持认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已经划定了中印边界,对麦克马洪线不容谈判,推而广之,对边界的任何地段都不能进行谈判,因为一旦谈判就可能涉及麦克马洪线。但是,一味拒绝谈判会不得人心,尼赫鲁政府就为谈判规定了一个先决条约:中国应该先承认麦克马洪线,同时接受印度声称的西段边界线,在这个基础上,两国可以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这是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的。印度政府这种强硬的立场一开始就关死了谈判的大门,使中印双方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力,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随心所欲的变动

    由于麦克马洪线只是在地图上标出一大致的走向,而从未在实地上标过,因此,为了证明自己对这条线以南地区拥有主权,印度政府决定立即在实地标界。按理说,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勘定必须由两国联合进行;但印度政府意识到,如果与中国政府联合勘界,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谈判,而麦克马洪线不容谈判是印度的既定方针,因此,印度准备单枪匹马地进行勘界。麦克马洪线本身就是非法的,印度政府还要在此基础上独立勘界,其边界的合法性就不能不让人们怀疑了。更有甚者,为了方便印度建立哨所,印方在勘界时还随意更动麦克马洪线,把麦克马洪都没敢划入印度的兼则马尼、郎久等地划入印度,如马及墩附近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在马及墩南侧 2英里处,而印度勘界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把麦克马洪线调整到紧靠马及墩的南侧,对印度建立哨所更为方便,于是他们就把麦克马洪线向北推移 2英里。尼赫鲁后来在人民院承认,“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如果麦克马洪线对面是一块无主之地,那么印度如此划界我们并无意见,但麦克马洪线对面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尼赫鲁在讲这番话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存在,这一点,恐怕英印政府也做不出来,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都做不出来。尼赫鲁争辩说,这只不过是根据实际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单方面勘界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同邻国商量、任意更动边界线更是不符合国际惯例。

    作为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在印度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所到之处,总会出现万民簇拥的场面。在印度人民院,尼赫鲁的国大党也占有绝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驾驭议会的就不是议长,而是尼赫鲁。每当议会出现喧哗,议长无法控制局面时,只要尼赫鲁尖厉的声音一起,秩序就会恢复。但是,尼赫复并不能完全控制议会,即使在国大党内部,也有尼赫鲁的反对势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议会而经常受到议员的掣肘。此外,尼赫鲁还有一个弱点,如果碰到一个比他更强硬的对手,他就会对局势失去控制。如公众舆论,如果他认为公众舆论过于强烈,他就会屈从于公众舆论,而不管它正确与否。更糟糕的是,一旦他转到自己立场的反面,他甚至会比其他人走得更远,在处理印度对华关系问题上,他的弱点暴露无遗。

    尼赫鲁本人对中国人民怀有友谊。他和他女儿英·甘地曾经访问过中国,目睹过中国的建设成就,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对新中国的成就推崇备至,回国之后,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万隆会议更是他人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他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倡导了被称为“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因此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因此,当印度国内出现反华浪潮时,尼赫鲁刚开始还能控制局面,他告诫人们,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印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视,这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当具体到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纠纷时,尼赫鲁就没有那么冷静了。

    他认为,如果仅为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而发生一场战争,那是荒唐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时,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这里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他认为,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心,但他没有意识到,麦克马洪线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旧中国耻辱的一页,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这里面也涉及中国的尊严和自尊。如果两国政府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通过谈判和平协商,这些争端是可能解决的。可惜,尼赫鲁采取的是另外一种作法。他认为,如果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听取中国的意见,就是印度软弱的表现。他说:“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他认为:中国所以在边界问题上不肯让步,就是要“让我们懂得自己是老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边界冲突“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伤害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他感到中国对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而“印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即使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如此受到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

    尼赫鲁斯言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的表露。

    尼赫鲁断言,中国的领土要求是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不管其后果如何。这样,每一个印度人都很难对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印度的自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与政府唱对台戏,那将成为全印度的罪人。同样,这种表态也把尼赫鲁自己的退路堵死了,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政策,否则将在民众面前失去威信,这样,尼赫鲁实际上把自己推向了自己政策的反面。印度军队奉命尽力向前推进,首先侵占了郎久,而后再推进到马及墩南侧,1959年 8月25日,中印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界冲突。冲突发生后,尼赫鲁尚能冷静地处理此事,认为郎久的所有权可能有两种看法。但尼赫鲁的态度在印度遭到猛烈的抨击。一些报纸指责尼赫鲁的领导“姑息养奸”,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加入反对中国的军事集团。为了回击反对派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到足以应付任何挑战。”几天之后,他又向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发出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尼赫鲁声称中国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11月,他在议会多次谈到了边界战争,向议员们保证,印度军队已经作好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发生一场战争是可能的,而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取胜。他还向印度议员保证,他将立即向议会公开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往的外交文件,从而把处理外交事务的大权向议会拱手相让。当然,把边界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印度议会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尼赫鲁在最初制定对华政策时并没有受到议会的牵制,议会并没有强迫他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反而是尼赫鲁利用了公众情绪来推动他的对华政策,如同一部汽车的控制装置已经按尼赫鲁的心意装配完毕,尼赫鲁并没有试图去改变汽车行驶的方向。


    唇枪舌剑的外交战

    1959年10月空喀山口冲突后,中印双方开始了一场以外交换文为主的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尼赫鲁坚持只能会晤、不能谈判的立场,从而为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关死了大门。

    11月 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议为避免冲突,两国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停止巡逻,开始边界谈判。考虑到尼赫鲁正在为世界和平奔走,尼赫鲁本人也一直主张解决国际争端要通过和平途径,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世界各国(印度除外)都认为印度会接受中国的建议,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之前,尼赫鲁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公然拒绝谈判,则会在世人面前暴露出尼赫鲁政府的真实面目,这对印度作为国际冲突仲裁人的形象不利。因此,尼赫鲁绞尽脑汁,玩弄字眼,做起了文字游戏。

    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即目前(提出建议时的1959年11月 7日)存在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东线以麦克马洪线为界,西线以阿克赛钦为界。印度也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但他们的现状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也即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前的状况。根据这个建议,中国将不得不退出阿克赛钦,面积约 2万平方英里,新藏公路将不复存在;而印度在西段只需要退出一个哨所,方圆50平方英里,而在东线将占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地区,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的。此外,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地区的前途进行讨论。”他甚至提出,即使是讨论边界走向,也必须以中国从西段单方面撤退为前提。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合情合理”,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但反对派觉得尼赫鲁的胃口还是不大,指责政府急于同中国谈判,“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这等于“鼓励侵略”。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完全接受印度的建议,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可以谈判,“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领土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主张同尼赫鲁的主张实际上并无二致,尼赫鲁哭笑不得,只好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解释,在他的辞典里,“谈判”和“会谈”有根本区别。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赫鲁玩弄辞藻的手法。

    他说:“谈判和会谈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便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谈判”一词按辞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的会谈”,而尼赫鲁则认为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的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的讨论”。这两种涵义的区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实际上只有尼赫鲁自己理解,包括印度人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理解,以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受了这种委屈,尼赫鲁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中国及其他各国政府,则注定无法理解尼赫鲁的立场。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坚决主张谈判的立场,一面又重申印度的边界不容谈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没有理解尼赫鲁真实含义的记者穷追不舍,终于弄清了尼赫鲁的真实含义。他问:“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不容谈判?”尼赫鲁回答:“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辞典出现了混乱,马上补上一句:“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边界问题可以会谈,通过会谈探明中国的意图,但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印度的边界主张。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结果,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印度是主张谈判的,而中国是不妥协的。

    12月17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信中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的建议进行了驳斥。周恩来指出,把西段边界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界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一样,是很清楚的。印度的方案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似乎是平等的,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撤出3.3万多平方公里,而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系西藏和新疆的交通命脉。周恩来反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己见,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界?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后撤,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撤出它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回到中国主张线以南。周恩来建议在12月26日举行高级会谈,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之中的危险。如果尼赫鲁觉得准备时间不够,印度可以另提时间,地点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如果印度觉得在中国会谈不方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但尼赫鲁粗暴地、冷淡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外交斗争陷入僵局。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向印度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两国总理举行高级会谈,为双方今后的讨论和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指导和基础。备忘录表示,中国为了答复不公正的指责,不得不进行若干争论,但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目的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果,备忘录最后重申中国政府的愿望: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印度政府觉得,再拒绝中国的建议将使印度在外交上被动。因此,1960年1月底,印度政府决定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种途径”。印度舆论大哗。反对党议员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米努·马萨尼把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们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尼赫鲁不得不再次卖弄他的语言学知识,会晤不是谈判,但这种解释连印度人自己也不相信,以至于印度议会占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会晤与谈判的区别。最后,反对党决定在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组织“不投降周”,在新德里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示威游行,让中国代表团觉得呆不下去。最后,尼赫鲁使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访印前一天结束,并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中国代表团抵印前两天,人民同盟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者打出“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标语。印度的民族虚荣心再度作祟,谈判成功将被视为印度丢脸的失败,只有谈判失败才是印度的成功。一家小报的社论写道:如果会谈取得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信,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如果会谈失败,“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舆论是希望政府不要谋求解决,只有极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访问凶多吉少,注定不会有多少效果。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冷冷清清的欢迎场面令人寒心,与周恩来前几次访印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外交使团外,就是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为了表示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尼赫鲁有意准备了用印地文拟就的讲话稿。周恩来仍然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来的,对印方的冷淡并不介意。

    在 6天的会谈中,两国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实际上是把过去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为了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印度政府有意安排中国客人与各个内阁成员晤谈,大家按统一的口径向中国表达了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仍然愿意接受,但必须根据有取有予的原则,即印度在西段作出同样的让步,这种让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前线哨所相距很远。在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拉德尔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指出:“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以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中国根据这个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同缅甸的边界问题,以为印度也会同样接受中国的主张。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到达印度前,印度政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尼赫鲁在会议结束时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指阿克赛钦)给他们,我们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在印度看来,边界问题根本不能用来交换,麦克马洪线不是非法的,不容讨论。解决争端的前提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因此,周恩来善意的主张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印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说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有损国家领土的完整”。这就如同一个强盗在抢劫得手后,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赃物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被抢者反而成了强盗。

    既然印度不愿意达成原则协议,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冲突。中国代表团建议,双方维持边界问题现状,停止边界巡逻。但这个问题印度也不答应,因为双方对“现状”的理解有偏差,且尼赫鲁已经许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情”。因此,印度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中国单方面承诺、放弃对西段的巡逻,印度则保留自己“收复失地”的权利。但如果就这么赤裸裸地向中国提出,尼赫鲁也觉得不太妥当,这会被看作是公开的威胁,中国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此,尼赫鲁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实际上,要对“停止巡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困难,但如果真正这么做了,印度怎能利用定义的模糊来自行其事呢?怎么能在冲突发生后把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呢?结果,由于印度的反对,公报关于“停止巡逻”作了这样的表述:“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意味着,当印军开进中国边境一侧时,他们将不主动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离开印度前,中国代表团自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周恩来在会上归纳了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但尼赫鲁刚从机场回到议会,就向议员们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歪曲的分析。分析中,尼赫鲁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同意在边界各段停止巡逻的说法,印方人员完全可以在争议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高级会谈失败,中国代表团已经弄清楚印度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再认为以前的冲突是由双方的误解造成的。谈判的大门彻底关死,中印边界问题如何解决?尼赫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继续前进。他说:“当大门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像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尼赫鲁不愿做老太婆,他就操起了刀,冲了出去。

玩火自焚的游戏

    既然同中国和解意味着屈从于中国的压力,有损印度的民族自尊,而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把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赶走又会引起战争,不符合印度的“非暴力”原则,尼赫鲁只得另避蹊径,寻找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第三条道路早已成形。当中国代表团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一位官员就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这就是所谓“前进政策”。后来证明,正是这项前进政策,给印度带来了灾难。

    前进政策有两个目标:其一,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其二,改变阿克赛钦仅有中国军队占领的现状,使阿克赛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变成印度的领土,免得印度和中国在讨价还价时“空口无凭”。前进政策在1960年后即开始实施,但一直到1961年11月 2日的决策会议才为前进政策的实施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其中规定,在西段,印度要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阻止中国部队向前推进。在东段和中段,印度应把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全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决策会议规定,执行前进政策时,应尽力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继续向前推进会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击?尼赫鲁政府对此并不担心。他们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推进只有一次警察行动,而不会带来战争。“……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走,建立边界的现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解释给惴惴不安的印度人多少一点安慰。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只有在印度领土上,印度军队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警察行动,如果这块土地不是印度的,怎么能行使警察行动?如果说印度军队在中国领土阿克赛钦的运动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如果中国军队前进到印度的旁遮普邦,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次警察行动呢?印度政府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和平意图的把
握。尽管印度政府在公开场合都将边界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侵略”或“好战成性”,指责中国人玩火,但私下里,他们却认为,不管印军如何向前推进,只要印度政府态度坚决,中国除了虚张声势的恫吓外,不会采取实际行动。由此可见,中印边界之争,是非曲直,实际上一目了然。

    印度政府决心向前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尼赫鲁政府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应付中国的挑战。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即对印度而言,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使出现威胁,印度也能应付。尼赫鲁多次向议会保证,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边疆。一名反对派议员声称,一名印度士兵就等于十名中国士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出去?”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月之内就可以有“400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觉得有恃无恐,只要印度军队大胆前进就行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那么乐观。了解军队实际情况的领导人就反对政府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就主张,印度军队在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中国人尚未立足,那么印度军队就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部队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审慎的。因为当时印度军队远未到达阿克赛钦,中印军队之间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只要印度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直接接触,印度向前推进并不会引起中国的反击。陆军总部在下达前进命令的同时,又向政府发出警告,政府的前进政策,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中国方面可能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沸腾起来。军方也向政府指出执行前进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如运输和给养难以为继,现有的军队不足以对付中国军队。但军方的警告无人理睬,政府反而指责军队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的指令。后来,尼赫鲁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羞辱了反对前进政策的蒂迈雅,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提升,到1961年,尼赫鲁已经完成了对陆军总部的改组。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担任了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他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考尔甚至主张要“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失去理智,开始玩火。考尔的上台表明前进政策的最后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印度从此迅速奔向灾难。

    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扩张作出了强烈反应。11月 2日,在印度政府作出前进政策的同一天,中国向印度提出了抗议。中国政府照会印度驻华大使说:“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地区的节节进逼”,印度政府这种行动是要制造新的纠纷,并且要“以武力来实现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扩张”。照会最后警告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政府视中国的克制和忍让态度为可欺,那是十分危险的。但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在干涉印度内政,印军所到之处都是印度领土,中国对印军的行动无权指手画脚。中国政府认为,印度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广到边界东段,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驻到从喜马拉雅山脊一直到南麓的广大地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并未对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希望维护边界现状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所要求的不过是印度作出同样的姿态,在西段地区作出让步。这个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因为整个中印边界都存在争议,如果印度政府坚持向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推进,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东段采取同样的行动呢?但是印度政府已经失去了客观的态度,它声称,印度的向前推进,不过是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这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如果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撤出,将在恢复中印之间的传统友谊上迈出一大步。中国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所谓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这实际上堵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印度政府这种僵硬的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可能会引起极严重的后果。但尼赫鲁却安慰对“中国威胁”感到担心的议员,虽然中国政府发出了威胁,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看来,新德里一定要同中国政府比赛一下,看看究竟是谁的胆量更大一点。新德里相信,在这场比赛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必定是中国。

    中国军队并没有推进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但印度军队却出现在麦克马洪线以北。1961年12月,印度陆军总部发出命令,东部军区应将哨所尽量靠近边界,以占领整个麦克马洪线,结果,到1962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24个新哨所。麦克马洪线在创造他的“杰作”时,曾规定了麦克马洪线的经纬度,它的西段从东经91度39.7分,北纬27度44.6分,从西向东,略微偏南。这条线以北三四英里处是塔格拉山脊,很明显麦克马洪从未想过把塔格拉山脊作为中印分界线,但印度政府却提出了这个要求。它毫无根据地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从东经91度40分,北纬27度48分处开始的,从而把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境内再推移3.4分约60余公里。由此可见,印度政府的胆量和胃口都超过了麦克马洪,麦克马洪为他们抢到的地盘,他们要;麦克马洪没抢到的地盘,他们也要!

    1962年6月4日,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印军的哨所本来是要建立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但由于建立哨所的地方地势太高,无法攀登,不是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因此,印军就“理所当然”地将哨所的位置向北移动,并以麦克马洪以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口“多拉”的名字为该哨所命名。即使根据印军自己的地图,扯冬也无可争议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且印军在附近发现了一块中国木牌,上书“这是我国山河”,因此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得知此事后,对哨所的位置提出疑问,军部将他的疑问报告外交部。尽管中印之间曾有不改变这一地区现状的协议,但外交部却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的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顶的话,它现在可以这样做了。一个下级军官无意之中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哨所,却被新德里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印度新的疆界。印度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政府却狡辩说,麦克马洪的原意是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因此边界线一定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原来它就认定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现在它更是认定,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塔格拉山脊已经成为确定的、绝对的边界,而“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印度。如此蛮横的态度在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

    1962年9月9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问题。会上,有军官提出,根据印军的地图,“多拉”哨所在中国境内。但国防部长梅农告诉他们,不要去管什么地图,把塔格拉山顶作为边界就行了。陆军总部立即电令印军主力进驻多拉哨所,所有部队都应作好战斗准备,不应示弱。 9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印度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赶走中国军队的决定。几天后,《印度时报》也报道说:“10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这个计划的代号为“里窝那”。印度政府开始玩火。此后,武装冲突接连不断。

    10月初,尼赫鲁和梅农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10月5日,国防部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第四军,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自告奋勇,成为第四军的军长。考尔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了采取“有限的进攻行动”的权力,德意志新闻社新闻稿称,这种权力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前所未有的”。美联社也称,印度政府已经“决心在最近几天内把中国人赶出麦克马洪线”。尼赫鲁相信,这次军事行动将很痛快,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会在西段进行反击。但尼赫鲁这位政治家却宽慰他的爱将,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外界评论说,尼赫鲁在玩一种危险的俄罗斯左轮枪游戏,他举起手枪向自己的脑袋扣动板机,因为他相信,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这种赌博,以前他是玩赢了的,但不幸的是,命运之神不再关照他了。


    无可挽回的崩溃

    被尼赫鲁选中执行“里窝那”计划的考尔是一个“有非凡勇气和干劲的军人”,在考尔离开新德里前往边境指挥第四军的第二天,印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说印度“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但是,考尔是尼赫鲁的爱将,却不是尼赫鲁的战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是靠了他的吹牛拍马、拉帮结派以及与尼赫鲁沾亲带故当上了印军事实上的统帅,指望他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第四军本身是一个空架子,它的兵员来自印军各个部队,临时性的组合使他们走到一起,总体上缺乏协调和配合。印军准备仓促,很多人仍穿着单衣,只带了一条毯子,结果有的人还没有到达集结地就死掉了。考尔原以为一切准备就绪,印军只要稍微冲一下,中国军队就会望风而逃,他还可以回去当他的参谋局长。看到部队这种样子,他多少有点担心。但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不能改变,印军将于10月10日发动进攻,这是印度政府可以接受的最后期限。结果,中印双方在10日发生了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击。考尔这才如梦方醒,对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说:“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但印度政府并没有从这一冲突中清醒过来。它仍然认为中国不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中国的警告被视为恫吓。10月11日晚,考尔回到新德里,参加尼赫鲁主持的会议,商讨最后的局势。考尔在会上对10日冲突的经过作了一翻绘声绘色的描述,建议继续在前线固守,并说“如果有机会能过河去干它一家伙”。尽管有人主张将军队撤回,但最后还是遭到否决。尼赫鲁在印军惨败后告诉议会,说文官政府并没有命令军队在情况不利的地方坚持下去,但军队自己不愿撤退,结果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这次会议没有决定放弃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这从尼赫鲁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可以得到证实。有记者问,政府给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记者问:“什么时候?”尼赫鲁答:“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当记者问会不会同中国谈判时,尼赫鲁再次保证:“只要侵略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尼赫鲁的讲话,在印度被视为让印度放手大干的指令,在国外则被视为一个准备打仗的声明。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英国《卫报》则说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国防部长梅农的讲话比尼赫鲁还要坚决,他说:“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十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在西线则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考尔在前线威胁说,里窝那作战计划没有改变,要继续前进,不执行命令的军官将会被撤职,送交军法审判。

    20日上午 7点半,中国方面一再克制的反击开始了,密集的炮火粉碎了尼赫鲁的中国不会反击的幻想,粉碎了“里窝那”计划,粉碎了印度的前进政策。中国军队的炮兵首先急袭了东线的克节朗河印军据点。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后来回忆说:“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

    是的,中国军队反击了!受欺越深,反抗越烈。印度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领土,视强大的中国为无物,站起来的中国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首次作战,集结在东线的中国军队即达万余人,对印军形成了局部优势,集结在西线的部队也有一个团。在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下,印军第七旅很快溃不成军,印军建立的哨所被各个击破,达尔维落荒而逃,最后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印军退往达旺,第七旅不复存在。

    如果尼赫鲁能在中国军队的首次打击下清醒过来,那么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因为中国政府在10月24日又向印度提出了和平倡议: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后退20公里。在此前提下,中国军队愿意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在军事上占优势的情况下愿意后撤,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期望印度政府能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尼赫鲁却不想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10月24日新德里发表声明,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和平倡议提出了反建议:只要中国政府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让印度军队重返各个哨所,印度就欢迎周恩来访问新德里,但只谈中国军队撤出阿克赛钦问题,其他问题免开尊口。战胜者强加于战败者的条件也不过如此,新德里的蛮横无理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尼赫鲁为何如此强硬?一个原因是印度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尼赫鲁战后曾说:“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再者,当时印度民众的情绪已经被政府煽动起来,同意谈判就等同于投降。一个议员曾威胁说,谁要是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实际上并无退路,但这并不能怪罪任何人,而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三,尼赫鲁敢于同中国对抗,在第三世界尤其是不结盟国家中反应虽然不佳,但却赢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欢心。他们乐得看这两个亚洲巨人争吵,更希望尼赫鲁能代替他们教训一下中国。因此,冲突一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即对尼赫鲁“表示同情”,原先美国一直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冲突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即表态承认麦克马洪线,即使台湾的国民党提出抗议也在所不惜。美国更表示愿向印度提供援助,英国也迅速作出类似表示。此后,西方国家的军火不断运抵印度。印度当时还没有预料到这种举动对它的外交政策的损害,印度对华战争结束后,新德里再也不能以国际仲裁者自居了,它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人都知道它的不结盟政策是假的。使印度政府更为宽心的是,原来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政府也转向了。莫斯科貌似不偏不倚的声明把它与北京之间的争议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尼赫鲁的胆气便壮了许多。他致信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便是“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军队一定要重返他们曾经占领过的阵地。随后,印度舆论又盲目乐观。访问过前线部队的议员说,部队士气高昂,不顾物资供给上的困难,高呼着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内政部长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击退中国“侵略者”。10月26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授予尼赫鲁政府绝对权力。印度开始组织地区辅助部队,号召青年人参军,抵抗中国的“侵略”。但实际情况是,印军的集结稀稀拉拉,各个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更糟糕的是,那个在上次进攻中因病放弃指挥职责的考尔又回来了。第一次战役失利后,曾有人要求政府处罚考尔,蒂迈雅说:“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情掩盖起来。”但尼赫鲁却顶住了压力,说考尔有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并说尽管印军许多军官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超过他的人”。第四军的官兵们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评论道:“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印度政府不肯坐到谈判桌上来,中国政府只好谋求第二次打击。当印度军队陷于混乱之际,中国军队却有条不紊地在前线集结,并把公路修到了前线。第二阶段的反击在东线主要分两个作战方向:麦克马洪线东端的瓦弄方向,麦克马洪线西端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中国军队在这两个方向投入了 4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印度在这一方向的总兵力为2个师10个旅2万余人,中国军队在兵力部署上再次取得相对优势,在重点地段优势更为明显。

    11月14日,印军在瓦弄方向发动进攻。11月14日在军事上并无特殊意义,印军实际上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但11月14日在政治上有着重要性,对想升官的考尔等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一天是尼赫鲁73岁生日。考尔想,如果在这一天从瓦弄向新德里发份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岂不是一份极好的生日贺礼?11月16日,印度各大报刊的头条消息是“印军转入进攻”。但印军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激战 6个小时,印军在山头留下67具尸体,一无所获,只好望着山头叹息。11月16日清晨,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大批炮弹倾泻在印军阵地上,而印军炮兵由于前次进攻耗弹过多,竟然无弹可射,成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印军前线败退,考尔向尼赫鲁发回了一份语无伦次的电报,作为尼赫鲁迟到的生日礼物。电报称:“敌人攻击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并说这个建议不是“出于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事实”,过去的自信一扫而光。11月16日晚,印军占据的瓦弄失守。

    与此同时,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战也开始了。这次战役被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中国军队通过穿插包围方式,全歼了印军主力5000余人,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战役,印度朝野震动。中国军队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一个连长竟丢下部队自己跑掉了。德让宗在11月18日晨失守,印军各自逃命。到11月20日,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边界全线所有争议地区,在这场由印度率先挑起的战争中,印度遭到了彻底失败,真是应了“玩火者必自焚”这句名言。

    新德里一片混乱,其程度与前线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这一天在新德里出现了极大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一会儿传中国部队已经占领提斯浦尔,一会儿传中国伞兵将在首都降落,一会儿说这次战争的主将考尔已经被俘。关于最后这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说:“这不幸不是真的。”

    尼赫鲁出现在议院,他要回答议员的质询:为什么有充分准备的印军会一败涂地?他刚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出愤怒的质询和训斥,最后演变成一片鼓噪。以往,尼赫鲁会站起来,用他尖厉的声音镇住全场,但今天他却一言不发。他对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天晚上,尼赫鲁向公众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倦,尽讲些泄气话,那个高亢、激扬、自信的尼赫鲁不复存在。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伤心的。”他对边境地区的人们说道:“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这听起来像是尼赫鲁在与他们告别,从此之后,他们将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而尼赫鲁却无能为力。

    但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以前,在尼赫鲁不遗余力地向中国领土推进时,中国政府没有像一个遭到侵略的国家通常会作出的反应那样作出反应,这一点颇让尼赫鲁自得;那么,在这次胜利进军之后,中国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62年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全线停火,撤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具体地说,就是在东线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从此再后撤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和平诚意能作出响应,如果印度政府一意孤行,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随后,周恩来又致信尼赫鲁,希望两国首脑能重开谈判,谋求和平解决。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积极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决定。中国政府的声明像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新德里,震动了整个世界。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个消息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胜利者不利用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向战败者漫天开价,人们以为中国这次也会如此,更何况在这场争端中,中国本来就是受害的一方。如果中国提出恢复原有的边界,甚至更进一步,都不会让人觉得惊奇。但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出乎意料之外。4年之后,英国外交部原常务次官卡西亚如此评论道:“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但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措施如何难以理解。中国进军的原因不是为了攻城略地,不是为了和印度达成强制性的和平。中国只不过教训了一下印度,打破它的前进计划,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来,为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创造条件。现在这个目的实现了,中国军队自然要鸣金收兵了。

    印度的反应十分复杂。尼赫鲁本人是从睡梦中被叫醒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说,在接到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前,他对此问题不予评论,但对于是否同中国政府谈判,他仍然顽固地说:“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1962年 9月8日以前存在的位置。”他以前一直攻击中国在进行领土扩张,但中国提出的却是恢复到1959年前的状态,仅从此也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侵略。

    尼赫鲁虽然嘴硬,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由不得他。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说,除了遵循中国的方案,印度没有选择。议员们则喋喋不休,继续反对谈判,说什么“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后,我们才能谈判”。印度经过英国殖民者上百年的调教,已经出落得一个文明人似的,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高出一个档次,进而认为比推翻殖民统治的新中国也要文明些,殖民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印度已经在战场上失败,再拒绝中国的立场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力劝尼赫鲁不要明确拒绝中国的建议,只是采取拖延的态度,尼赫鲁言听计从,再次玩起辞藻的游戏。获悉北京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中国大使馆人员,问“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9月8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多次外交换文中都涉及过,印度政府是假装糊涂。但耐心的中国使馆人员还是作了详细的解释。两天后,印度外交部再次质询,中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军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些在停火声明中已经讲得明明白白的问题被再三提起,一个耐心再好的人也会发怒。印度政府竟然提出,中国仅仅撤出军队是不够的,应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撤走,而印度军队则尾随其后回到1962年9月8日前的位置。这不是一个战败者向战胜者提出的条件,而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勒索。此外,尼赫鲁还一再要求周恩来接受印度的建议。

    中国被激怒了。如此顽固不化,实在少见。12月 8日,中国政府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指责印度政府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尼赫鲁仍然认为,对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中国的建议必须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进军到麦克马洪线的警告应置之不理;但印军得到的指示却是,遵守停火,避免中国军队的挑衅。尼赫鲁甚至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告周恩来,说印度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但拒绝谈判仍然是尼赫鲁政府的立场,只是它仍然要把阻碍解决争端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对印度人民则采取欺骗手段。尼赫鲁说,中国之所以宣布停火,是因为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腿逃跑了。不知道尼赫鲁在作这番表示时是如何想的,也许他的心中十分苦涩,因为印度在这场战争中伤亡了6000余人。对印度的军政要员们来说,对华战争是他们的滑铁卢之役。前进政策的始作俑者、对华作战的总指挥、尼赫鲁的军事顾问考尔中将原想一战成名,洗刷自己不会打仗、光会拍马的名声,但他彻底地失败了。战后不久他就主动辞去了参谋局长的职务,对此尼赫鲁表示惋惜,曾致信挽留,并准备让他再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但终因尼赫鲁担心议会的反对而未果。考尔最后到一个金融资本家那里打工去了。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战争中成为中国的俘虏,后来回到了印度,当时似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还在军中服役,并两次得到提拔。但是, 4年之后,政府在提拔少将的名单上把他漏掉了,达尔维于是自己请辞。至于原国防部长梅农,他早在第一次反击后就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此后他连续参加大选,指望成为一名议员,但遭到选民们的拒绝。作为军队最高文职首脑,他对提出那种不负责任的前进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悲剧的主人公尼赫鲁从他声望的顶峰中一头栽了下来,在他70余年的人生长河中,他实际上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领导印度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并且在国际事务中通过不结盟运动赢得了一定声望,另一件事就是领导印度对外进行扩张,这方面有得有失,同巴基斯坦、锡金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对中国的蚕食,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果他知道这种蚕食会让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还会推行前进政策吗?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尼赫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影响都是一落千丈。在印度国内,人们开始批评尼赫鲁,并公开谈论“谁是尼赫鲁的继承者”这个问题,而在这之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在国外,尼赫鲁因为在战争中接受了美援,也不再能以独立的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印度的行为本身已经说明,它已不具备充当国际争端仲裁人的资格。

    中印边界问题并不因这次战争而解决。此后20余年,中印边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换取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合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才有所改观。1988年12月19日,拉吉夫·甘地抵达中国,重修旧好。双方都同意,边界问题可以暂时搁置,先在别的方面进行合作。访问结束,拉吉夫·甘地称“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中国也有同感。

    1991年12月11日,李鹏总理应印度总理拉奥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为期 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31年来对印度的首次访问,中印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