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 内容

中印边界问题---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来源:互联网 责编:大嘴 作者:杨公素 时间:2004-08-18

1.1954年前后的中印边界

    我在1951年进藏后,即注意了解西藏地方与邻国,特别是和印度的边界情况。

    根据我们当时了解的资料,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尼泊尔)的边界,曾在乾隆年间打败廓尔喀后,由福康安指定过藏廓边界,并在部分地区设立界碑。百年多以来,界碑或者已不存在,个别的被尼方移动,而且还发生过尼藏冲突,尼藏边界除了自然的喜马拉雅大雪山为界外,尼方强占了几处草地,双方通道的吉隆、聂拉木和阿里的普兰宗已形成习惯的边界地区,由西藏地方派去三个宗本管辖,有争议但不大。

    至于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已在1890年(光绪16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中已划定,虽然后来因实际勘界发生纠纷甚至战争,但民国以来,藏锡边界已是按英国人划定的界线稳定下来,西藏地方政府以康巴宗、亚东为管辖藏锡边界的行政官(我们进藏时亚东还不是宗(县)的编制,为一个区,归帕里宗管),而主要边界通道是乃堆拉(山口),是明确的。

    只有同印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还不明确。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辖及其军队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更谈不上控制与管辖边界了。

    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我们谈它管辖到哪些地方,它的边界在哪里。1952年发生伪“人民会议”事件,当时负责西藏地方的司错,他们要赶走解放军,自然不会同我们谈它的边界了。1953年伪“人民会议”事件告一段落后,我解放军进驻到与邻国接界的各宗,这里有先后不同。在阿里由新疆骑兵部队经过和田属阿克赛钦直到日土宗,日土宗为阿里西藏派的噶本所在地,是为阿里首府,它的辖地与拉达克交界。解放军同时进驻普兰宗,普兰宗管辖与印度、尼泊尔交界的什普奇山口,那时已习惯认为那就是国界了。什普奇山口有藏军不定期巡逻,因为那里是印度、尼泊尔商人和香客进出口地,所以就自然形成是国界了。

    阿里与拉达克接界线长,历来西藏地方政府把拉达克算作阿里一部分,不把它当作外国,所以对边界的观念就淡薄。拉达克后来被克什米尔吞并,克什米尔大君还同西藏打过仗,但噶厦一直把拉达克人当作藏族,他们来藏做生意,探亲访友行动都较自由。噶本每年定期(在某些容易发生纠纷的地方)和不定期地派人去巡视或者守山,主要是沿孔雀河(即桑格藏布河为印度河上游)、班公湖、空喀山口一线。桑格藏布河不是阿里与拉达克交界河,从日土宗沿桑格藏布河过河到碟本绰克一带归日土宗的扎西岗区管辖,藏军时常去巡视,我们自然认为是我国管辖地区,属于我国领土。后来印度突然占领,双方引起交涉,那是在1959年以后的事了。我们驻阿里解放军派人进驻上述沿桑格藏布河、班公湖、空喀山口一线,就是我国当时出版的地图上划的国界线,也就是我国主张的实际控制线。

    从日土宗到什普奇山口一段,是同印度的喜马偕尔邦、北方邦接壤的一段,过去英国人、印度商人曾沿该段进入西藏占领了几处地方,如桑、葱沙等地,噶厦曾同英印政府地方官员交涉过,但没有结果。这些地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也不去巡察行使管辖,我解放军也不去巡视。

    至于新疆经过阿克赛钦到阿里空喀山口一段,历来就由新疆和田管辖,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英国的探险家、测绘人员曾到过那些地方,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我新疆部队由此段进阿里,绝大部分是沙磺、荒地,这一段属于新疆管辖,西藏方面自然没有任何资料。

    从中国与不丹交界处往东至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的一段,是有争议的一段边界线。按照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这一段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沿布拉马普拉河走向的一条传统习惯线。我们进藏时只知道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秘密地划了一条所谓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的实际位置在哪里,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大知道。

    印度政府在1951年即派边防部队进驻英国人承认是西藏管辖的门达旺区域。门达旺属错那宗管辖,我解放军人藏后,并没有立即派边防军进驻错那宗。知道那里情况复杂,接触到中印边界的敏感地带,中央的政策是极为慎重的,暂时不派人进驻,俟把情况摸清楚再说。但内部有指示,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也不越过这条线。而这条所谓的“麦线”实地究竟在哪里,当时我们不知道,噶厦也不完全清楚。

    直到1953年底,外交部召我回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谈判时,我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商量这次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关于这张图,上面已讲过这里不复述。

    另外一张地图是在一张大白布上划的,这个图划的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可是它的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一样,划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指出这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从拉达克至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的地图。这个图在印度独立时曾向印度政府提出过,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现在向中央政府提出来,噶伦们说得很明白,拥护中央统一对外,请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要把西藏的失地收复。当时张经武代表就说,这是噶厦向中央将了一军,既然要统一对外,就把它丢失的土地收回来,作为它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条件。

    但不管怎样,这张地图就是我研究了解西藏地方与印度东部边界的依据。


    2.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在我编著的《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书中,对噶厦与印度独立时同其政府交涉归还西藏失地和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经过,曾有叙述。现在将我们在整理原外交局文件中找出来的另一段交涉经过,摘要记载如下。

    1914年夏扎在西姆拉被逼与英国商定印藏边界,在那张“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字一事,除达赖与司伦雪康外,许多西藏官员包括一些噶伦在内都不知道,或者有耳闻也不知其内容实情。英国人也压了很久,既未公开这个地图和换文,也没有在“麦线”内割划的地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38年英印政府指示其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洛布顿珠(奇怪的是他不是藏族人,而用一个藏族名字)与噶厦商谈,他说奉英国政府与驻锡金专员的指示,与噶厦商谈关于达旺的事,那里应按照条约所载的地图那样,从速决断,就是要藏政府交出达旺。这是一个通知性质的谈话,意思是说英国要占领达旺了。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个手脚,这个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1938年英国商务委员提出的要占领达旺的要求,不是根据“麦克马洪线”的地图,而是根据条约《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众所周知,这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未签字,而且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38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侵略中国,中国发生抗日战争的时候,英国人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西藏地方提出领上要求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对之并未置理,仍然继续派官员去达旺一带进行管理和征收税款。

    到了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一个备忘录,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这个备忘录的第一点说,希望噶厦与不丹有任何交往、要求、控诉,都先要通过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派驻拉萨的助理员(这个人是黄慕松致祭达赖十三世圆寂典礼后留下一个办事处,英国就要同时设立一个代表处,现在才表明这个代表是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的助理员)由他通告政治专员才可以进行。这表明不丹是英国附属国,西藏地方政府个能与它直接交往。这是破坏了多少年来西藏噶厦与不丹的历史传统关系的。

    备忘录的第二点就是达旺问题。说噶厦派军官及军队进驻达旺地区,并召见远在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归属英国的藏民,征收税款,认为这是违背1914年条约第九条的,要求噶厦召回其军官与军队。在这里英国仍未提“麦克马洪线”问题。同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关于与不丹来往问题,同意将通过英国锡金政治专员商洽,表示同意不丹是英国的附属国,放弃了多年来西藏与不丹的传统的从属关系。关于达旺地区,英国所提1914年条约第九条,原西藏外交局指出第九条所说的地图,其中划的红线与蓝线,是汉藏之间所定内外藏的划分线,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至于南边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如果是英国的范围,现值藏英发展友谊的时候,召唤该地区的百姓向他们征收差税是不适宜的,已通知派往人员停止进行。对英国提出召口派往达旺的军官与军队则拒绝回答。据柳霞与我谈到这个复信放弃如巴等地的原因,是噶厦还想依赖英国得到武器与资助,并保持西藏贵族、寺庙去印度经商的便宜,不愿与英国搞僵。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行列,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无疑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地位增高了。西藏驻重庆的代表将情况报告拉萨,噶厦即致电祝贺,表示西藏噶厦有内向中央的倾向。此时英印政府就派兵进驻达旺及门隅地区,并对噶厦对蒋的祝贺表示不满。1944年1月25日原西藏外交局派人与英国驻拉萨代表喜饶布少校会谈,第一说明蒋主席担任中国军政首脑,噶厦致电祝贺,并无错误,特予解释,请其保证不向外公开。第二,关于英国军队进驻达旺,值此英藏关系极为友好时期,制造此种前所未有的纠纷,希望下令不要在该地如此行动,应予维持原状,并立即将军队撤走。喜饶布少校答称他不知此事,不予置理。

    同年藏历4月,原外交局索康局长向英国新来的驻拉萨代表理查逊提出要英国军队撤出达旺,并说英印政府派一锡克族官员带领连长两名及若干士兵到了藏属拉郎宗(达旺南)向当地居民声称不得向西藏方面缴纳差税,藏方已于1月份提出,至今未得答复。现据错纳宗本、达旺管理人员3月报告,未得允许前不得向藏官支乌拉交纳差税,并派兵监视,此种前所未有的作法,“岂能出自英印政府之令示”。如果能按照前次向喜饶布少校所提,该地区应维持原状则是最好,否则将英藏边界问题进行商谈,检阅各个时期有关文件,不仅门隅地区,而是将整个英藏边界情况提请解决。现值世界大战期间,西藏政府竭力避免导致此种情况。自西姆拉条约以来,迄今已三十年(世界情况没有变动),希望门隅地区方面的边界也能照前维持现状,将锡克官员及军队撤走。

    7月英驻锡金政治专员高德来拉萨偕同喜饶布少校与噶厦会谈了几个问题:1、问西藏政府它是否还提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所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一事,西藏未表示态度,并在蒋介石担任主席就职典礼时,西藏政府致电祝贺,因而使英国大感怀疑。由于西藏政府对中国说法未加否认,世界上都肯定会承认中国的说法。2、因中国政府在缅甸方面有占领某些地方的企图(按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设立营地事),英政府派驻江孜商务代表曼巴热斯前往察隅方面西藏所管的玛江惹地区归英管理的瓦弄驻扎。3、英印政府派军队到达旺地区的噶拉塘,过去未去占领过。现在中国有占缅甸某些地方的企图,因而不得不守住自己的地方(他认为噶拉塘是英国的)。该地区各寺庙等应缴给西藏的收入以及支驮、骑等乌拉,按过去西姆拉会议商定的原则,一次折干交清,不使西藏政府蒙受损失。

    高德这次谈话是在煽动西藏独立,并把英国强占瓦弄及其他西藏地方的责任推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方面,是极为狡猾的。据柳霞对我讲,噶厦对他的谈话费了长时间的讨论,意见不一致,因为热振活佛还有势力,而他是主张与中央接近的。所以来了一个妥协,不谈高德所提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问题,而是根据英国占西藏土地问题具体地与高德商谈。

    9月原外交局与高德会谈,提出以下几点:

    1、下察隅瓦弄无可争议的属西藏领土,西藏方面一直在该地征收赋税。(英国)如果在西藏领土上进行前所未有的……而再次派遣英官常驻的作法,是否会引起(按:此地文句不清)发生枝节,颇难逆料,为免此类情事,希即报告英国政府。

    2、关于门隅问题,汉藏和议尚未获得解决,所说英藏双方各项条约中载明达旺地区赐予英国政府我们不知,而且当前辈达赖喇嘛(十三世)在世之时,丝毫未曾提及,如今(英国)这种新的作法,若不与西藏人民商议,仅由君臣们(指达赖摄政与噶厦)是不能决定的,请立即将驻噶拉塘等地官兵撤走。

    10月高德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要点为:

    1、通过外交手续,(英国)帮助西藏自治;
    2、帮助枪支援助,解决中(四川)藏问题;
    3、印藏边界南部地区问题,(英)印政府对西藏没有领土野心,但愿意保持各项权利;
    4、(英)印政府愿意改变边界,即从色拉(按:色拉系门达旺以南一个山岭)不是向塔湾以北伸展而是向达旺以南伸展(按即将“麦线”划在色拉以南)。不反对将色拉以南的寺院西藏征收“自愿布施”(指税差),但给予按年或一次付现布施。1914年边界线以南西藏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将不被干预。错噶波、咱门萨(即西藏咱日圣山)等地如划在英国界内一日里程,仍按1914年诺言予以调整。这是英国允许将“麦线”作新的调整,目的是要西藏在英国保护下独立。
    5、请求西藏政府不要在色拉一带行施权力。英印政府的哨所不能撤走。

    自这次会谈后,噶厦仍继续派官员去达旺。藏历12月31日英印代表喜饶布又来原外交局商谈,提出西藏政府派医生去达旺并发放疫苗(按:系防止天花的)并要英国不派人去达旺事,他说达旺在红线以南,英国自有权处理。又说锡金专员虽然提出对此边界稍加变更,达旺归藏方,但迄今未得(英政府)答复,在未解决前,仍须按照红线为准。1945年(藏历木鸡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给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一封信,其中提出按上述喜饶布的说法,以事关边界,系涉及目前及长远的根本大事,(噶厦)乃提交西藏地区大会磋商,认为“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西藏当作投靠对象的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西藏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政府居中调解的汉藏和解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且(1914年)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政府的明文。自本虎年(1914年)迄今三十年左右时期中,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所有,对此种说法实难接受。若(英国)不立即撤走在噶拉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立场、名声遍传于世之根源,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素”。

    这是噶厦正式表示不承认“麦线”,维护自己领土的严正立场。


    3.中央对边界问题的指示和对中印边界某些地段的调查

    对边界问题进行调查

    1954年我回到拉萨后,即着手准备执行中印协定所规定的各项问题。中印协定中规定的通商与交通有关问题,有些是我们包括印度的代表在内主观设想的问题。比如协定中规定的双方来往香客、商人通行的六个山口,除什普奇、里普列克山口外,其他四个山口,玛拉、尼提、昆里宾里、达玛等山口,实际没有什么人来往,而开放的乃堆拉山口并未列入,它确实是当时印藏通商的主要通道,(我们当时不把乃堆拉算作印藏而是当作锡金。藏通道,所以在谈判中并未提到这个山口)关于发放通行证,规定凡由西藏去印经商、朝圣的藏汉族人,都由外事帮办各分处发通行证,但是印度的商务代理处,特别在亚东的持有莫大的权势,去印度的人,虽然有我们的通行证也不行,一定要他许可后才能进入锡金。但这是违反协定规定的,协定上并没有规定中国发的通行证须经印方签证或同意,只规定执证即可通行。虽经我们几次与印方交涉,印度明里表示当按协定规定执行,实际上那些藏族商人、骡帮仍然找印方商代处批准。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凡是由什普奇山口进来的印度香客。商人进口时都需要领取我们发的朝圣许可证。总之,协定规定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一是印度方面不愿意放弃己有的特权,一是藏族商人抛不开过去多少年形成的习惯。躩o€鑬????湐&127;????纯勴{????鼛? 類

    除了进行执行中印协定各项工作外,我即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会同西藏军区边防处拟定了一个调查计划,经工委批准后进行。西藏军区的边防部队已陆续向边境地区进驻,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印、中尼、中不(丹)的边界情况。经过阿里分工委、骑兵支队及阿里外事分处的调查了解,英印政府过去占领及巡逻的我国领土地方,在阿里方面(我们称为中印边界西、中段)有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边防军妄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样一了解,看出印度是在全面地向中印边界进军,能占领的即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

    外交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

    上述这些地方,经我与柳霞商谈,许多地方他是不知道的,有些地方如巨哇、曲惹、桑、葱沙,在英印军占领时,噶厦曾派人交涉过,但无结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外交部。

    外交部随即发来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

    1、中印边界全为未定界,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纠纷。西藏解放后,印度进一步侵占,又形成一些新的纠纷。近年来印度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加强活动,企图扩展印度的领土范围,中印边界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2、印度对中印边界的意图,是想通过使我承认英印历来侵占西藏领土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并利用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乘我军力尚未控制的空隙,抢先进占一些地方。同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尚悬而未决,印方对我尚有疑惧。

    3、我国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是: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

    不久,我边防部队陆续驻进我西藏各地与印度交界处,有的地方双方边防军对峙,有的地方印军在我无边防军时向里进占或者“巡逻”,西藏靠近边地各宗本,不时送来报告,汇报印军进占及横暴地对待藏民的无理行为,要求制止。我们将这些情况陆续汇报外交部。外交部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那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当时我们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

    根据外交部及中央的指示,我们会同军区、公安部门的有关单位,研究出具体执行办法: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米及墩(马其顿,印方称为塔马顿),桑噶尔桑坡,勒、龙等地,扎西岗、什普奇等暂维现状;对楚鲁普、什普奇。乌热等地派出巡逻队。所谓暂维现状就是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军前来占领。2、提出交涉,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军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斑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其顿及则拉宗一带(则拉宗管辖的有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杂日山圣湖等地),所谓重点工作就是作好军事边防工作,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或者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调查。同时收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

    1956年又发生了印度在中段派边防军及警察占据乌热问题。乌热是在阿里与印度北方邦交界处,原是一个牧场驻有藏民放牧人员。该地是从印度来同由阿里去都要翻一座大山,冬天雪封,藏牧民退出,到第二年雪化开山时又去放牧。同时又开辟了一个小市场,印藏边民在开山后都来此进行贸易,大半是物物交换,便宜双方边民需要。到时,藏方宗本派人前来收税。这种情况已沿习进行了多少年。

    1956年突然来了印度警官及税收人员赶走了藏方人员,声称乌热这块地方是印度的。此事报告了外交部,这是属于印度新侵占领土,于是提出了交涉。经中印外交部商定将在新德里举行关于乌热问题的会谈。为了准备这次会谈,西藏外事处派了副处长罗石生、科长洪飞经新疆前往阿里会同阿里方面派人实地去乌热调查,查明了该地位置,形成牧场及市场的沿革,找到了该地宗本、头人、税收人员、守山人等进行了谈话及各种有关文件(藏文的)等等。乌热、然冲、香扎、拉不底等处,地形是统一的,但各自为一点。乌热南至国界,其习惯边界在姑马拉,马佐拉。英国人提的以分水岭为界是不成立的,仅就乌热而言姑马拉就不是最高的分水岭。乌热属达巴宗管辖,1926年才开辟为季节性市场,是经过达巴宗批准的。1941年前,印度军官忽然来自行收税,曾引起交涉,先是达巴宗,后是噶厦提出交涉,英国人不理。同时又出现然冲、拉不底等扎什伦布寺辖地也被印度侵占。1936年由印度北方邦边地官员与达巴宗在当地划过界,乌热归西藏,但后来印度不遵守仍占乌热。原来乌热的纠纷已有年代,1956年我们才发现是印度新侵占的。

    1958年我带着噶厦派的官员和藏文翻译去印度,会同我国大使馆参赞符浩组成谈判小组与印度外交部中国司司长进行谈判。谁知谈判一开始,双方对争议的地点就不一致,我方提的是印占乌热,而印方却提出什么巴拉霍。会谈进行了约三个月无结果而散。我们经过研究,印度所提的巴拉霍提是印度北方邦一些商人所要求的大片土地,其中除了然冲、香扎、拉不底包括有乌热在内,它所要求的领土远远超出乌热那个小牧场。

    这次是中印双方为了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从这次谈判中,使我感觉到印度外交官提出材料的根据,论证的理由都是来自北方邦的官方和商人的,他们需要“巴拉霍提”这片土地,可以随意制造理由和所谓历史来源,这些所谓证据其实大半是少数英国探险家在那些地方探险的笔记、调查的资料,特别是这些探险家认为这些地方不错,提出的可以由英国占领的理由,这些理由中多半是认为对印度发展(包括商业、经济及军事边防等)有利的。印度外交人员拿出这些所谓的证据振振有辞地为他们侵占中国领土辩护。双方各自申述自己的主张与理由,并未交峰辩论,气氛良好,谈判空虚,无果而散。


    陈毅外长谈中印边界问题

    1958年我从印度回到北京,向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听完后,对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


    4.朗久事件

    根据中央、外交部及陈老总的指示对于中印边界的方针政策是清楚了,特别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明确了,但是“麦线”究竟在地面上实际在哪里,我们还是不大清楚的。

   “麦克马洪线”在那张简略的地图上只划了一条较粗的红线,因为没有具体勘察过,那条线在地面上实际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线南的门达旺原来归错那宗管辖,印度占领了门达旺,他们派人巡逻达旺寺管辖地到北边山口,西藏错那宗本不能派人越过山口,我们军队进驻错那宗后自然也不能越过山口,但是那山口究竟是不是“麦线”所划的界线呢?这就需要经过实地去勘察。噶厦接到报告说印度军队占领了马其顿,马其顿是藏民朝拜杂日圣山必须停留经过的地方。

    为了要弄清楚“麦线”实际在哪里,1959年我们会同军区组成一个考察团,去那些地方(如马其顿)实地去调查。这个考察团由西藏外事处蒋副处长和军区派的白团长带领一个加强班和外事处的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以蒋为团长,沿错那宗至杂日圣山一带考察。行前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一再指示,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小心谨慎,不要引起冲突与纠纷。

    他们从错那宗出发,到了离马其顿不远的朗久地方,那里驻有印度边防哨所,根据当地藏民报告,马其顿、朗久历来就是他们的地方,他们过去一直从那里去朝拜杂日圣山,近来印度军队占领了,不许他们去朝山了。

    蒋、白商议后要去马其顿、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军哨所发现,决定夜间由向导带路摸索前去。这个决定没有报告拉萨就由蒋拍板定下了。谁知到了夜间前去时,因为看不清周围环境,走到了印军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我军在自卫下也开枪还击,结果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其余印军十余人,连夜撤离哨所逃走了。

    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两国政府的交涉。当调查团回来汇报经过时,军区首长批评白团长不应盲目回击,而实际决定夜行军摸索前进并批准开枪还击的是我处的蒋,他却未作任何检查。

    我在会上指出这次查明了印军确实越过“麦线”,在我控制线内占地设哨的情况,但不应该夜间行军,开枪回击,这是违背中央和工委军区指示的精神的。朗久事件后,无独有偶,同年冬季又发生西段的空喀山事件。

    空喀山口为中印边界西段是我国传统习惯线的一个山口,我国派有边防哨所驻守。1959年10月20日印度武装人员3人在空喀山口地区非法进入我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在劝告他们退出遭到拒绝后,立即解除了他们武装并予以扣押。21日又一支70余人的印度军队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领土,并向在该地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以优势兵力分两路包围,逼近人数很少的中国边防军,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军不得不进行还击,在约两小时的冲突中,双方各有伤亡,7名印军被中国巡逻队俘获。在这两次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印政府间展开外交交涉,于是有了外交“照会战”。

    繁忙的亚洲司

    1962年底,我在拉萨已工作了十年,原来进藏时订的三大任务,外交权已收回了,外国在藏的特权也取消了,建立与邻国正常关系,有了两个协定可以说也做到了。但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在我自卫反击战打退印军进犯后,正值中印协定八年期满,印度拒绝延长,并封锁西藏,印藏来往断绝。自此,外交部调我回部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我于1963年回部工作,不久司长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第二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及印支的柬埔寨、老挝。当时同我建交国家不多,陈毅元帅上任时,曾说他要突破五十个建交国家,可知那时同我建交的还不到50个。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直走下坡路,他就是撕毁帮助我建原子弹核武器协议的,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

    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四清照“桃园经验”工作过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1.在印巴战争中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着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搞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苏加诺发起号召,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参加国家的邀请,先由我们的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各国运动员队伍来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由我国出,运动会由印尼办,但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由我国制作,包办一切。

    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负责的黄中副主任商办,忙了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几次。

    但是,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印度从侧翼进击,大军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巴军后路,巴军在克什米尔渍败,乃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战事甚为激烈,巴军处于危险境地。中巴关系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较为友好。

    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紧张,乃向中国求救。当时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到外交部,三天五天地要直接找周恩来总理,除汇报战争情况外还要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部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

    巴军英勇作战,不计后备力量,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就在当天下午总理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新制坦克后,要求亲自驾驶,事后他跳出机舱,竖起大指拇说,这种坦克好,他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一部份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一个印度大陆,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道由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太久,巴基斯坦乃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巴飞机每天有不少架次飞行,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自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否则将不只扩大势态并于各国不利,而且印尼飞机无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现在只可给以物资等援助。谈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同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我一直参加,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双方主力集中在拉合尔战场,巴军处在危险境地,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这是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

    9月初,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北京。在贺龙元帅请毛泽东主席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时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就表明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出兵援巴。因此中国作出决定要在中印巴三国最接近处采取行动支援巴军的抵抗。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生事。中锡已划定边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侵犯到中国一例修筑大批侵略工事,几年间大小工事约有56个,对中国领土和主权进行肆无忌惮地和破坏。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蝶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即命我当晚交给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当即回部在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当时要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他只有急忙登车而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和印度边界交涉以来最称心的一次事件。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且经他亲自修改加进去的。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出乎题外,而且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这个最后通牒式照会的目的也很明确。这是我在外交部办理支持被侵略国家的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被“解放”(1969年),我当时仍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都有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参加使馆党委,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派别在部内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受到国内无端的攻击。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那时从部到司都有领导小组,有军代表、造反派头头参加),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的居民多半(可能全是)印度教徒,它原来称为孟加拉。190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教立国,西巴基斯坦原是回教徒,巴的中央政府也是回教徒当政,对东巴基斯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选举获胜,坚持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镇压,逮捕了拉赫曼,引起了印度的干涉。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下,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是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我国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西藏军区司令被揪斗,西藏同内地各省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全国处于打内战的混乱中。当时我们了解东西巴的矛盾,东巴人对西巴的穆斯林政权不满,东巴的黄麻是国际上的抢手货,但卖黄麻的外汇全部用于西巴,对东巴投资很少。东巴的军队全是孟加拉人组成,但军官全是西巴人,这在宗教民族上造成极大的分裂,东巴人不满,要求自主是当然的。

    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在武器上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进占达卡后,即扶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承认,算是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但孟加拉共和国一直对中国友好。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

    2.在印尼“九·三○”事件中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印尼)关系极为友好与密切。那时苏加诺为印尼总统,他提倡反帝反殖,反对世界霸权的口号,与中国当时反帝、反殖、反对战争的政策相吻合,所以中国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中国支持他退出联合国、改组联合国的号召;中国支持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支持他新兴力量国家的设想并费很大力量支援他组织一次新兴力量运动会,等等。

    但苏加诺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作为他权力的最后凭借;军队需要他,因为他能使军队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苏加诺总统怕军队势力强大难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共产党,使印尼共在支持和响应苏加诺国内斗争的政策下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平衡军队及其他反苏加诺派别的一个平衡力量。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参加了苏加诺总统所主张的纳沙贡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关系争论上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在中国对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对印尼共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

    印尼“九·三○”政变,我商务代表处被查

    1964年以来,我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印尼交往的事务都经过我同第一亚洲司有关同志的手,但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中央联络部来处理。那时中国与印尼两国来往人员不断,在1965年国庆前,印尼派来了十几个代表团代表各种性质的团体来参加庆祝我国国庆。我负责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团。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忽然部内机要人员急急找着我,说印尼发生了大事,我急忙赶回司里见到使馆来电:印尼总统的警卫部队翁东中将突然发起“930运动”,逮捕了陆军将领并已处死六人,说他们要谋反、刺杀苏加诺总统,印尼国内发生了巨大事变。

    我当即找到了陈毅元帅(他是外交部长),会同他一起见到周总理。当即决定将这情况告诉各印尼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团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长约十余人,他们急急返回雅加达。周恩来、陈毅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印尼形势的发展。

    印尼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加诺总统已处于无权地位,陆军开进了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上宣称“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而幕后支持者是中国。于是一个反印尼共、反华的运动在印尼开展起来,到处逮捕印尼共产党人。

    中国驻印尼机构受到监视。中国、印尼长期的友好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

    10月16日印尼军警突然搜查我驻印尼商务代表处,将我商务处人员集中在院内用刺刀监视,不许行动,然后搜查商务处办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柜,寻找所谓支持印尼共的证据。

    总理对我们提出严厉批评

    此事发生后,我驻印尼使馆立即电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馆发出特别加急电报,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电报,觉得此事太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坏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并用刺刀威胁我国外交及公务人员,应该提出严重抗议。马上又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指示马上拟好抗议稿于当晚送呈。我会同我司几位有关同志一起先商议,后起草报告文件,说明事件经过,然后拟出对印尼政府的严重抗议照会稿。

    此时已近晚上11点,总理办公室及总理本人亲自来电话,要将稿件于12时前送去。我们把稿件拟好打印后,依照那时部内规定,上呈重要文件须经每位副部长审阅,而每位副部长住处都较远,等机要通讯员乘车送去各部长审阅后,已是星期一凌晨,周总理那里电话不断,要求在当晚12时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时,总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这样重大案件尤其是对原来友好国家发出最严重抗议,必须要经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们错过时间,星期天当晚发不出,星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后才发出,使馆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将抗议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发生的事,中国政府迟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议态度,周恩来总理说这在外交上是大失误,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尼军警破坏国际法,破坏两国关系,特别在指责中国干涉印尼内政事务之后,在反华的高潮中,中国的反映是迟疑的,是不够快速坚决的。

    电文发出后,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长各司及我司有关人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战场的战斗,要争分夺秒,像这类重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是严重的失职。

    那时章汉夫是常务副部长,但已因病休息,他还替我说了几句话,说杨公素他们在司里是一直坚持工作的。周总理说光靠他们司里坚持没有用,主要是你们这些当部长的。这次批评还不算完,过了几天,周总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关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负责人同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同志约百余人开会,就此案件向到会的人说明情况,重申对外交部办案的严重批评,更郑重的说明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必须争分夺秒。这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批评。我马上搬到司里办公室住下,日夜注视着印尼及其他有关国家形势的发展,有事马上找主管副部长,不敢有丝毫延误。当时我知道这次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反华政策的斗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评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