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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的回忆:侵华日军化学战备忘录

来源:互联网 责编:ldzldz 作者:ldzldz 时间:2003-10-17

  作者:李克峰

  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一种窒息的回忆。

    日军化学战简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规模化学给日本军国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了侵略扩张的需要,开始发展化学武器,特别针对中国和苏联进行化学战准备。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日本陆军省兵器局设立临时毒气委员会,开始研究化学战问题。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朝鲜独立运动。日本增兵西伯利亚。日本陆军成立陆军技术本部,下设陆军技术研究所,其中第2科负责化学战。

  1923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1925年,中国“五卅”运动。日本干涉军撤出苏联。6月日本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同时,日本陆军技术研究所第2科升级为第3部,研究出二苯基乙二酮、法国芥子气和光气,并进行试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日本第一次出兵中国山东。日本开始生产化学武器,确定了化学战勤务编制。同年,日军装备防毒面具。

  1930年,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日本化学工业初具规模,已有数个电解制氯厂,年产氯250吨。日军开始空投毒气弹试验。10月,日军镇压台湾雾社地区高山族起义时,曾派飞机空投催泪剂炸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正式装备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胂、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

  1932年,伪满州国建立。日本在国联裁军会议上主张扩大日内瓦议定书范围,采取核查、制裁等措施。日本陆军成立习志野学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6个月。战争中增开学期1—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设立教导联队(团)。至日本投降共培训1万多人。

  1934年日本化学工业扩大到十几个厂,年产氯2,000吨、漂白粉5.9万吨。

  1936年,西安事变。日本退出国联裁军会议。日本陆军计划采购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万套,轻便防毒具120万件。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

  1938年,日军成立陆军军械部第6技术研究所,其中派驻我国东北的分支机构称为齐哈尔研究所,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516部队。

  1945年日本投降,部分日军化学战罪犯转而为美国服务。

  从1918—1937年的20年时间里,随着日本扩张计划的逐步展开,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化学战体系。

    日军的主要毒剂

  侵华日军使用的大部分毒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使用过的老毒剂及其改进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在二战时已经落后。日军装备的氢氰酸属于改进产品,在高浓度和潮湿条件,普通防毒面具难以防护。同时德国开始研究制新型神经毒剂,如:塔崩、沙林和梭曼等,相比一战时期产品,毒性增大几十倍且致死快,适合于机械化战争。

  从20年代初开始,日本陆军在广岛县忠海郡大久野岛(又称毒气岛)建立毒剂工厂,称为“陆军造兵厂火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该厂主要生产合成毒剂和各种化学炮弹。日本海军则神奈川县寒川“相模兵工厂”制造类似产品。在侵化战争中,日军还曾在我国沈阳和太原等地建立毒剂生产厂。

  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日本经济基础较薄弱,外加原料缺乏,所以毒剂总产量不高。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战争初期日军储备毒剂3,000吨,战争期间又生产9,000—10,000吨,仅相当于同时期苏联1个月的毒剂生产能力,和美、英、德等强国的产量也相差甚运。因此,即使按日军自己的乐观算法,如此产量在双方均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条件下,也仅够维持几次大规模战役之用。所以,日本陆军不敢冒险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但面对中国军队,则大胆广泛投放。

    日军主要化学投放武器

  日军主要化学投射武器仍处于一次大战未期的水平,特别是毒剂吹放钢瓶、毒剂抛射炮等,这类武器笨重、射程近,准备时间长,只能用于阵地战。但日军很重视发展近战化学武器,特别是毒剂筒,它通过毒剂和烟火混合物燃烧产生气溶胶,其体积小且使用方便,在实战中效果较好。同时期美、英、苏、德国已开始使用多管火箭炮、迫击炮、航空炸弹、高空毒剂布洒器和装甲布毒车等专用装备进行为化学战准备。

  日军的化学武器和防扩器材是同时装备的(这是化学战的通常要求),其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仿制英国同类产品的87式,由民间企业生产。后来又研制了91式和95式。由于日本缺乏石和天然橡胶,所以防扩器材的生产非常困难,直到太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领了东南亚,才彻底解决了原料问题。

  除防毒面具外,日军还普遍装备防毒斗篷、防毒手套、防毒油膏(涂在鞋底和鞋面)。这些器材对付剌激性毒剂有效,但只能在短时间或有限条件下防护糜烂性毒剂(如芥了气类),而防护全面中毒性毒剂和神经毒剂的能力很差。因此,日军自身防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进行化学战的手段。

    日军化学战部队编制

  日军在每个战区设野战化学试验部,指导学化战。如1937年在华北和华中两个主要作战方向上,分别设立第1、第2野战化学试验部,并建立了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分厂和野战毒气支厂组成3级独立补给系统。

  为应付不同类型的作战需要,其化学战部队种类较多,主要有毒气联队(1942年时有8个联队投入中战场)、大队、中队、特种气象班和毒气指导班等。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编制,每师团内固定编制的化学勤务人员500人左右。除以上专门的化学战部队外,日军步兵、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训练。

  陆军毒气联队:1200~1500人。包括:毒气迫击炮大队(150毫米化学迫击炮24门);毒剂吹放大队(30公斤毒气钢瓶120具);毒剂抛射炮大队(160毫米毒气抛射炮24门)。

  军属野战毒气队:1000人。包括:迫击炮大队(94式90毫米迫击炮36门,毒剂弹4230发,榴弹1080发);毒气中队(94式布雷车12辆、毒液装载车12辆、94式消毒车12辆运输车9辆)。

  师属特种毒气大队:500人。布毒、喷火、消毒3个中队。

  毒气中队:165人。3个小队,每个小队4个分队,每分队3小组,每小组3箱毒剂筒,共装备2240个毒剂筒,施放正面宽1800米。

    日军侵华时化学战特点

  由于化学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各国对作战控制权均高度集中。日军对美、英、苏等强国使用化学武器作战,必须经过天皇批准,因此除太平洋战争上极个别战例外,基本上没有进行化学战。至1944年夏季,由于战局严重恶化,为避免前线指挥官在紧急情况下擅自使用,日本军部更将全部化学武器撤到后方。在中国战区使用化学武器,只需要陆军参谋总长批准——日军控制权差别实际反应了对手国力的强弱。

  每次大规模作战前,日军还专门发布指令,规定允许使用化学武器的种类。1937年7月28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达“临参第421号命令”,允许“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筒”,根据这一命令,日军驻华北第10师团于同年10—1938年5月间,共使用了1,619个催泪性毒气筒。1938年4月21日闲院宫载仁亲五下达“大陆指110号命令”,允许在战领区使用红筒和轻迫击炮红弹,并规定"要尽可能将使用地域内的敌人歼灭,以销毁残存证据"——从此,屠杀中毒伤员成为日军行动的惯例。

  日军对华化学战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从缴获的日军化学战记录与中方记录进行比较可知,同时期日方记录次数较多,有时甚至为中方记录的2-3倍——化学战杀伤力巨大,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受害者生还而无从查证。

  日军在侵华不同时期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但基本和战争进程一致。在正面战场上:1937年使用次数较少,且带有试验性质,由于发现效果极好,遂迅速总结经验并改进战术、训练及编制;1938-1939年日军进行化学战次数急剧增多,而且扩大到战役规模;1940~1941年化学战也很频繁,1943年以后逐年递减,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发生过个别日军部队以化学武器顽抗的战例。

  从日军使用毒剂种类上看、喷嚏性的二苯氰胂(日军称"红1号")最多,占已知战例的81%,致死性毒剂占19%。其中原因并非出于人道考虑,而是由于二苯氰胂可以迅速使无防护士兵丧失战斗力(抗战初期,日军发现我军防毒面具无法防御二苯氰胂),同时,日本士兵的防毒面具又可以提供足够的防护。另外,二苯氰胂在战场上有效时间短,通常在几十分钟以内——上述特点非常适合支援日军步兵的进攻。相反,使用毒性大且作用时间长的芥子气,反而会限制了日军自己的行动,但日军往往在作战不利时大量使用芥子气,特别是在防御和退却时。

  从日军毒剂投放方式上看,炮兵攻击最多,占64%,近战使用占29%,空投和布毒占7%。日军对我军后方广泛采用汉奸投毒的办站,甚至多次发现其收买几岁到十几岁的小汉奸直接混进军队营房投毒,并且借此制造恐怖,以趁机进行反抗日宣传活动。在敌占区,日军曾强迫平民注射毒针,如强迫注射绝嗣针、或为日军修建工事的民工注射哑针。

  从日军化学战规模上看,主要以中、小规模为主,平均每次使用毒剂弹(筒)数十到数百发,大规模使用较少。主要原因是中国军队汲取淞沪会战的教训,放弃了大规模阵地战,主要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致使日军大规模化学战能力没有施展的机会。另外,大规模化学战对准备工作、自然条件、协同动作要求更高。

  从作战效果上看,日军在进攻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远高于防御。这是由于进攻方有充分的主动权选择使用化学武器的适合条件,特别是风力和风向。另外,在进攻时,日军还可以提前得到临时配属的化学战部队的加强。

  防御作战,又分为阵地防御和仓卒防御。其中前者使用化学武器的成功率高于后者。原因是此时有充分时间囤积弹药,并进行试射。而在仓卒防御条件下,很多情况不利于使用化学武器。

  日军化学战的补给系统是独立的,如华中派遣军的野战毒气厂设在安徽省滁县。还曾在九江、武汉和庐州等地设立野战毒气分广,以支援日军第11军和第2军。毒气分厂下面又设野战毒气支厂,为日军各师团、独立炮兵部队和独立化学战部队提供化学弹药补给,如广济、瑞昌、德安、固始、商城……等地。一般在日军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方均建有野战毒气支厂。

  日军化学战典型战术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最典型的战术是用火炮或毒烟筒发射毒烟压制守军阵地,然后步兵配戴防毒面具在毒烟后跟进突击。这种战术的关键是步兵和毒烟的协同,因为日军进攻时使用的剌激性毒气作用时间短,毒性小,如对手采取防护措施或调来预备队就可能遭到反击。

  实战中,此战术常常用来对付久攻不下的阵地,成功率达80%,日军自身伤亡也很小,但准备时间较长,并需要合适的气象条件。日军平时|施放非化学烟幕时,也常常混入一定比例的毒剂筒,以达到给对方制造精神压力的目的,同时也使对方对真正毒烟产生麻痹而疏于防护。个别战例中,日军骑兵也利用毒烟掩护冲锋,因为战马对低浓度的苯氯乙嗣、二苯氰胂毒烟的耐受力较好。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战术是交替使用爆炸弹——毒气弹——爆炸弹来压制固定目标,如针对我军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预备队阵地等拥有良好工事的目标。一般情况下,当受到爆炸弹袭击时,我军士兵会躲进掩体,此时日军发射毒气弹,掩体内士兵又被迫走出掩体以躲避飘向低处的毒气;这时日军再用爆炸弹射击……这种战术比单纯使用一种弹药的作战效率高。另外,交替使用燃烧弹——毒气弹的打法也很普遍,通常在争夺村庄或城市的巷战中采用。

  用化学在防御不利的情况下,往往把化学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如在侧翼遭到袭击或拦阻对方第2梯队时常使用芥子气炮弹形成大面积染毒区(日军第6师团在广济松阳桥林拦阻中国第26军反击)。另外,在敌后战场上,部分日军为防备游击队袭击,经常于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向据点周围放毒。

  日军撤退时为了阻止追兵,常常使用芥子气,有时用火炮发射混合剂炮弹迟滞对方,有时用布毒车布洒。在日军放弃的阵地、村庄或退却的必经之路上形成一个数公里宽、持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染毒区,追兵进入该区后不会马上发现(因为芥子气有2-6天的潜伏期),待发现已经造成大量伤亡。如1941年日军在郑州使用化学武器属于此类战术。

  地道投毒也是日军常用的手段,在敌后战场上,地道战是一种有效的游击战法,因此日军也千方百计破坏地道。早期的地道遭到毒剂攻击时会造成惨重的伤亡(如北疃惨案),后来普遍采取防毒措施之后,日军对地道的投毒逐步失效了。

 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决定了日军对化学战的认识。

  (1)日军颁布的《统帅纲领》强调精神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因此非常注重打击对手的抵抗意志,战争中日本进行的化学战、细菌战和大屠杀等等残暴行为,实际上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恐怖手段。

  (2)日军强调进攻的作用,由于其陆地作战以步兵为主,使用化学武器可以帮助日军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突破。

  (3)一战后日本军界引入了总体战思想,但日本经济基础依然相对脆弱,且国内资源贫乏。在经历20年代末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东京大地震等严重打击后,其经济实力不足以为日本陆军提供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因而求助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化学战常理上分析,日本本土资源缺乏,化学毒剂生产不足,还有国土狭小等客观因素,均造成其从战略角度不宜发展化学武器——因为化学战往往招致对方报复,上述不利条件会增加报复的危害性。但是,日本在战略上习惯于冒险,特别是这种"冒险"的对象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时,化学武器确实成为日军作战的"至宝"。

  化学武器与日军战斗力在中国正面战场上,日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一般按照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比例计算战斗力。抗战初期和中期的作战行动证明,这一计算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原因是日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官战术素养和士兵的教育训练水平等方面,确实优于当时中国军队的平均水平。

  这种优劣对比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不是一程不变的。从单兵素质上看,在转入持久战后,日军在抗战初期投入的为侵略中国备战多年的精兵逐渐消耗(或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其他战区),优秀的初级军官、士官损失也很大。因此,随着日军从24个师团扩大到51个师团,其单兵素质开始显著下降,也正是这个时期起,日军开始疯狂地使用化学武器。到战争后期,在地面火力方面,得到盟国援助的中国缅甸远征军和驻印军的近战火力已强于日军,装甲兵和炮兵力量也有很大提高;在空中力量方面,此时空中优势逐步转移到中美空军手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战进程中,中日两军差异最大且很少变化的,实际上是化学战能力。而化学战能力占据了日军战斗力表现的很大部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时机,大多是战斗的关键点,如久攻不下的阵地、突围、掩护撤退等。故日军称化学武器为"决胜瓦斯",不无道理。日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往往也是使用化学武器较多的部队,如果没有化学武器的帮助,日军进攻速度会大大下降,后勤压力和伤亡也会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日军化学战的局限性。

  (l)化学武器的突击强度与日军自身防护能力不足的矛盾,造成其不能真正发挥化学武器的效率。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只能使用低杀伤性毒剂,否则可能伤及自身;

  (2)日军自身机动能力不足以利用化学武器产生的效果。二战中,日本陆军机械化程度不高,"决胜瓦斯"虽然创造了胜利条件,但较低的推进速度限制了胜利的兑现。

    日本宣传战问题

  宣传战是各种战争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战果直接与其他战果相互影响。战前,日本为了伪装自己的化学战准备,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如两次海牙会议。并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日内瓦议定书。因此,在战争中,日本在化学战问题上采取死不承认的态度,并对国内进行了严密的新闻控制,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并没有对其造成过大负面影响。

  在世界舆论面前,日本政府还进行了大量反宣传,诬陷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无独有偶,意大利也曾经诬陷埃塞俄比亚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日本某些右翼势力一方面积极掩盖日军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的事实,一方面利用原子弹问题大做文章,将自己粉饰为"战争受害者",企图抹杀侵略罪责——这种片面宣传在日本国内也确实起到一定效果。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宣传的力量,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因此引发的宣传战还在继续进行。中国作为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受害一方,至今并未对日军化学战和其它问题进行足够的认识和反思。

    中方防御化学战的检讨

  抗日战争中,日军化学战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说明我方在化学战的防御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不足。下面分别从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方面检讨。

  日军化学战的装备和手段,大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所广泛使用,并非秘密。从一战结束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20年时间里,中国虽然建立了少数防化研究所、防化学校和第23化学兵工厂,但只能少量生产几种毒剂。这些制品主要用于防化装备研究,并有少量毒剂炸弹用于内战,但部队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化学战的概念和能力,更不具备对敌国领土进行远程化学战报复的手段。这一装备发展的空白点日后被敌人所利用,并且成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

  以当时中国薄弱的经济基础,固然缺乏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但建立有效的防护手段是可能的(同期,英国储备了3,000万具防毒面具,4,000万罐防毒油膏,4万吨消毒用漂白粉,1,000万份传单)。造成这个缺陷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沿袭了清末以来传统的对外妥协政策,在军事战略上只专注于内战。1937年之前的中国军队是根据内战需要而装备和训练的,对外军的战备工作和军事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抗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开始在严重缺乏防化能力的条件下作战,仅有的20万套新式防毒面具也大部分损失于淞沪会战。幸而在开战之初,日军缺乏使用化学武器的经验,没有进行大规模化学战。之后,虽然又增加了少量新式防毒面具,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临时生产的简易防毒面具和防毒口罩(100万个)等防护装备,效能很差,防护时间极短(有的只有10分钟),且只能应付剌激性毒剂,对窒息性、糜烂性、全身中毒性毒剂基本无效。

  除上述表面问题外,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武器严重损伤的原因还体现在战略、战术、工事、侦察、组织、教育、心理、纪律、医疗、补给等多方面:

  (l)中国军队的远战能力弱,这便不能有效反击和压制日军化学战部队,而不得不依靠近战。但近战时火力又不足,于是只能依靠密集队形——这些均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历淞沪会战的教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和运动战,井减少日军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可能性。但是,战术思想没有相应调整,仍然沿袭内战的打法,较多地依赖阵地,习惯于被动防御,极少主动出击日军侧后——这为日军实施化学战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准备;

  (3)阵地多为一线配置,缺乏纵深。防御上没有弹性,阵地间不便相互支援,往往一点突破,全线崩溃——也是日军化学战效果显著的原因;

  (4)构筑工事往往只重视防火炮轰击而忽视防化。因此即使是能抵御大口径榴弹轰击的坚固工事,也防御不了小型毒剂筒的袭击。经过几次惨痛的教训,敌后根据地的地道普遍进行了防毒改造,效果较好;

  (5)对化学武器的侦察能力差,也是中国军队遭受化学战伤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有潜伏作用的毒剂,如芥子气,往往在整支部队中毒后才发现——这个缺点后来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得到了部分改进;

  (6)从组织机构上看,虽然中国军队在编制上也设有防化机构,但实际情况极不健全,很多部门形同虚设。中国军队整体规模大于日军,但防毒专业人才仅及日军的10%;

  (7)缺乏普及的防毒教育,导致官兵对化学武器认识不足。化学武器威力虽大,但使用上需要很多外界条件,如气象和地形等,若我方能自觉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大大减少日军化学武器的危害;

  (8)从心理角度看,抗战意志不坚强的部队,往往会被对方化学武器所震慑,甚至出现整军、整师的脱离阵地行为。相反,作战决心坚强的优秀部队一般能够承受巨大的损失且坚持战斗;

  (9)军纪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防毒纪律。很多情况下即使拥有防护条件,但若不严格执行和遵守防毒纪律,也会遭受伤亡。如不愿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防毒器材穿戴不正确,毒气袭击后过早取下等等;

  (10)医疗条件对减轻化学武器的作用非常重要。日军的很多毒剂伤害本来不难排除和医治,但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医疗条件普遍简陋,致使很多轻伤也发展为严重伤残。

  战后,国民党军队仍然没有对化学战给予足够重视,不但在日军投降时未能利用战胜国的优越条件彻底解决化学武器遗留问题,而且自身防化能力仍然没有加强。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从未使用化学武器,但国民党军队防化能力低下仍然牵制了其作占灵活性,比如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杜聿明集团曾计划利用空军投掷化学武器掩护本部突围,而临时空运来的防毒面具只有3,000件,从而造成原计划被迫取消,几十万大军束手就擒。

    盟国的作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是日本在中国疯狂进行化学战的时期,中国政府曾经寄希望于盟国方面的压力,抑制日军暴行。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曾经两次公开讲话,并且以化学战报复相威胁,给予日本警告。美国的化学战能力对日拥有绝对优势,同时,日本又缺乏对美国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取得了美国民意测验结果的支持。不过警告从来也没有兑现,其主要原因是遭到英国的反对——因为存在德日军事同盟,英国担心受到德国的化学战报复。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此时日本化学战高峰期已过,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了获取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战和细菌战的经验,特别是大量活体试验的资料,对日本化学占和细菌战的战犯采取包庇态度。在东京审判时,美方阻扰了有关化学战和细菌战方面的调查,直接导致日军大量犯有战争罪的人员逃脱法律制裁。

    遗留问题

  有关日本化学武器遗留问题,今天应特别重视。日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存放了大批没有使用的化学武器。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东北地区,由于苏联红军的进攻,日军撤退时仓促抛弃了很多毒气弹、剂,已于战后被多次发现。

  关内地区则不同,因为这部分日军从日本宣布投降到缴械回国之前时间非常充裕(其间还奉国民党政府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自卫"),因此日军对化学武器的隐蔽更加充分,至今发现事例较少,但潜在危险性不容忽视。

  战后,仅偶然发现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造成的伤害就达2,000多人,以后随着国内建设规模的扩大,加之暗藏化学武器的锈蚀和破损,突发伤害问题将更加严重。

    化学战引发的思考

  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化学武器同样如此,但武器发展如果存在空白,就会被对手所利用,并造成自身的巨大损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质与量应该成比例,不能仅仅满足于拥有,必须需要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才能确保有效的威慑能力,从而实现"以战止战";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特别注意攻守平衡,任何一种能力的失衡都会降低整体战斗力水平的发挥。

  总之,化学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此类事物的一无所知及对国防教育的麻木不仁态度。

    日军化学战例

  镇压台湾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台湾爆发雾社起义,高山族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134名日本殖民统治者。驻台湾屏北墓地的日本陆军第8飞行联队,派出川崎乙式战斗机5架转场至埔里机场,在3周时间里,共投掷普通炸弹和毒剂弹800余枚,当时台湾总督府电文中记载“共向山谷集中使用绿弹10O发。”在航空兵配合下,日本军警屠杀高山族起义者287人。

  支援步兵行动:

  日军《支那事变的教训|》第51号中总结:"第20师团初期战斗,每次攻占1个村庄平均损伤30-40人,甚至多达100人。而此次战斗遭敌抵抗的村庄约10个,由于紧随特种烟一举攻占,此间我之损伤仅10名以下,可见其效果之大。"该文件又说:“未使用特种烟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直到敌人全线退却以前,战斗均相当困难。”

  1938年徐州战役,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进攻白家郢地区。6月4日7时30分,东南风,凤速3~4米/每秒。日军1个毒气小队施放毒剂筒,毒烟压制了下风方向2,000米内的中国军队,日军左翼1大队戴防毒面具随后攻击,而右翼2大队也随后发起冲击,但是遭到中国军队防线侧后方105高地上机枪火力压制,日军攻击受阻。日军另一毒气排立即开始向105高地施放毒剂筒,但随后风向转为西南,日军毒气排只好停止攻击,转移到105高地侧翼第3次放毒。毒烟覆盖105高地后,日军2大队再次发起攻击,但此时已近中午,山坡受到日晒产生上升气流,毒烟很快消失,105高地守军再次射击,日军攻击失败。此次战斗,日军施放毒剂筒194个,发烟筒40个。

  1938年8月22日6时30分,东南风,风速3米/每秒,无上升气流。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和第3大队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向中国军队第81师两个营阵地施放毒剂筒420个,日军步兵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守军全部中毒,除3人轻伤撤离外,其余均被日军刺杀。事后日军报告中说:"对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剌死300余人。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第9战区军队在新墙河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9月18日,日军第6师团在山炮发射的毒剂弹支援下,占领北岸中国军队警戒阵地。9月23日4时,日军集中共3个炮兵联队的150毫米榴弹炮、野炮及山炮,用爆破弹和毒剂弹袭击南岸中国军队阵地。至8时,东北风,风速2.5米/每秒,日军野战毒气队施放毒剂简10,000个,形成宽约8公里,纵深2公里的大面积毒云。8时30分,日军步兵6,000人配戴防毒面具随毒云后徒涉新墙河,中国守军第2师牺牲700人,阵地失守。

  刘汝明68军大刀队白刃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遭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人。

  化学战压制炮兵:

  1938年9月27日,日军炮兵2个连向田家镇北侧中国军队炮兵阵地发射毒剂弹28发,榴弹52发,守军停止射击。9月29日,日军对马鞍山中国炮兵阵地射击毒剂弹38发,榴弹59发,守军停止射击。

  利用化学战防御:

  1939年12月18日,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攻击昆仑关日军第5师团12旅团。日军增派台湾旅团增援,并在战斗中多次以发射毒剂炮弹、施放毒剂筒、飞机放毒等方式顽抗,但由于中国军队不顾伤亡,顽强进攻,最终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并击毙其旅团长中村正雄。

  1941年9月30日,中国军队2个军共6个师攻击防守宜昌的日军第13师团。10月2日,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外围据点,10月8日,中国第2军第9师一部攻入宜昌域内。这时日军濒于绝境,遂烧掉秘密文件和军旗,高级军官已经准备自杀。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决定用毒剂弹做最后挣扎,后分别于8日21时、9日18时、10日15和16时,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化学攻击,共发射二苯氰胂毒剂弹1,500发、芥路混合毒剂弹1,000发、飞机投掷毒剂弹300枚。另外,还大量使用山炮、迫击炮和毒剂筒。以上行动造成中国军队和居民大量伤亡,其中第9、第76师两师中毒1,600人,其中600人死亡——由于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中国军队最终被迫停止进攻,反攻宜昌计划失败。

  利用化学战掩护撤退:

  1941年10月31日,日军220联队在郑州五里铺、老赵寨地区的3条道路及两侧用芥子气掩护撤退。日军《支那事变化学战例汇编》中记载了当日战况:"该师于10月31日开始向黄河以北转进,当日天气晴朗,南风,风速约2米/每秒,气温27.5℃。使用黄剂(芥子气)约330公斤,布洒时间约1小时。效果:敌人的前进完全被阻止了,使师主力顺利撤退。后根据情报部门报告,敌人所受损失甚大,匆忙后退。以上说明在部队脱离战场时,使用少量黄剂可以收到很大的放果。"

  1941年,日军对太行抗日地进行“扫荡”。日军第36师团于撤退时,在沿途村庄大范围布洒糜烂性的芥子气,特别是在门窗、炕席、家具、粮食、草料和水井等处,造成根据地军民数千人中毒死亡。由于当时为冬季,气温很低造成毒气挥发缓慢,共持续数周之久。

  利用化学战破坏地道: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第17团攻击汾阳日军时,因地道被发现,日军向地道内放毒,造成我军第3连67人全部牺牲。

  1942年,在“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定县北疃村在3天之内挖成地道,5月16日,该村民兵依托地道击败日军300人的进攻。5月27日,日军派遣第101师团163联队工2,000人,包围北疃村。定南县大队与敌人激战半日,但药消耗殆尽后转入地道。因组织不严密,地道内混进汉奸,后虽然处死了2名在地道内造遥的汉奸,但地道口位置已经暴露。日军在逃脱汉奸的指引下,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并向地道内放毒。由于北疃村地道未经防毒改造,造成地道内军民800多人全部死亡,日军还杀害了没有进入地道的居民380人——史称“北疃惨案”。

  在百团大战过程中,日军用毒共计20余次,其中利用防御13例,支援进攻7例,7次迫使八路军撤退。共造成八路军中毒21,182人次,约占参战部队10%,其中包括是旅级干部8人。我军缴获毒剂弹57发,毒剂筒2,059个,防毒面具1,051副。在我军进攻阶段,防御中日军主要使用作用时间短的剌激性、窒息性毒剂;日军扫荡阶段,则使用了大量的糜烂性毒剂——芥路混合气。

  8月22日,日军在炮兵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猛攻狮垴山,坚守此地的八路军769团近500人中毒,保有战斗力者仅数十。在阵地面临失守的危急关头,129师警卫连及时增援,打退了日军进攻。直至8月26日,八路军一直扼守狮垴山,成功地掩了129师主力完成破袭正太铁路的行动。

  9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团进攻东团堡,由于日军放毒、八路军约300人中毒,致使第一次攻击失利。以后第3团用浸水口罩简易防护,经过几天的反复争夺,最终全歼170名日军士官。

  9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0团2次攻进曹沟堡,日军在村庄里放毒,第20团大部分官兵中毒,被迫撤出战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