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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介日本公安調查廳

来源:新浪军事 责编:sunshineself 作者:佚名 时间:2005-04-19

評介日本公安調查廳
     
                         

‧前 言

  為貫徹國家目標、遂行國家戰略的政治工作,就是國家的安全工作,也正是一般所謂的「情報工作」,而情報工作自然包括情報、反情報。由情報機關執行,蒐集各公開與非公開情資,經過分析研判,提供上級單位行動的參考依據,換句話說,情報機關是以任務為中心,採取任何必要手段、超越善惡的行動以求達成任務。

  情報工作是人類最古老的行業之一。日本接受西洋文明,對於西方世界情報工作的精緻化、藝術化、科學化極為重視。也許人們知道明石元二郎這位人物曾是第七任台灣總督,是唯一以遺囑表示要葬在台灣的總督,但很少人知道他其實是奠定日俄戰爭勝利基礎的重要人物,日俄戰爭時他是駐俄陸軍上校武官,從事在俄國的敵後地下工作,蒐集情報之外,還秘密支援共黨反政府活動,當其返日時,兒玉源太郎上將還親自到東京新橋車站去迎接他。

  在『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一書(文英堂出版社發行)中,便有多篇情報參謀的回憶,其中有一位上尉情報參謀寫道:「大本營參謀部派令我從滿州轉進中野學校(特高警察養成訓練所),即穿上西裝、打領帶、禁穿軍服、留西裝頭」,「上課的主要內容是諜報、謀略、宣傳等」,受完訓後,被派來台灣的任務是調查民情、防止間諜滲透、組訓高砂族游擊隊。

  戰後日本繼承特高警察的單位就是「公安調查廳」(簡稱「公調」),隨著時代變遷陸續有「內閣調查室」、「公安警察」、「自衛隊情報機關」崛起,「公調」多少受到排擠而式微,雖然1995年3月發生的地下鐵沙林毒殺事件,公安調查廳或可因勢利導強化其力量,惟受限於主客觀條件,似乎仍然欲振乏力,但要瞭解日本現在的情報工作,公安調查廳顯然仍是一很值得探討的機關。

‧成立的背景與過程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為箝制人民的思想,1911年8月,警視廳首先在總監官房高等課分離出「特高課」。此即為特高警察之始,1915年惡名昭彰的「治安維持法」成立,賦予特高警察高度的政治性,直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長指揮,在愛國的名義下,將對人民的監控予以正當化。

  日本戰敗後,以美國為主的占領軍為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遺毒,於1945年9月解散秘密警察組織,並旋即在內務省成立「調查部」,10月間進行肅清內務官僚、特高警察約五千名,釋放政治犯、思想犯三千多人。

  由於內務省仍然將警察制度採取中央集權方式,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軍最高總司令部)甚為不滿,遂於1947年12月解散內務省,其下的調查部暫時轉移到總理廳,直至1948年2月將調查部改為「法務廳特別審查局」(簡稱「特審局」)。占領軍又於1949年發佈「團體等規制令」(簡稱「團規令」),本來主要是針對戰犯、極端愛國主義團體,但後來因共產勢力大為擴張,中共建政又爆發韓戰,為了配合美國國內當時充斥的反共「麥卡錫主義」氣氛,於是也展開所謂「赤狩(逮捕有共黨色彩的人士)」之類的行動,而特審局也正是團規令的執行機關。

  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吉田茂內閣向國會提出以團規令為本的「破壞活動防止法」(簡稱「破防法」),五月經眾議院通過,但到參議院即遭到強烈反彈,而學界、法界、媒體、作家筆會、宗教團體、住民團體均提出反對聲明,勞工團體並發動示威罷工,另一方面,除上述受美國全球反共戰略影響,當時日本社會不安,發生不少大型公安事件,卻反而推動該法在7月4日通過,7月21日公佈實施,而公安調查廳也同時依據該法成立。

  所以說「團規令」是「防破法」的源流,「特審局」是「公安調查廳」的前身,而公安調查廳則在戰後首先繼承戰前特別警察的衣缽。

‧組織狀況

  公安調查廳主要是依據「破防法」,配以「對進行無差別大量殺人行為之團體的規制法」(簡稱「團體規制法」)以及「公安調查廳設置法」而設立的官廳,是直屬於法務省的獨立單位。
其權限為:
  (1)對列為破壞性團體之調查。
  (2)對具破壞性團體之處分請求,交由公安審查委員會審議決定。
  (3)對所執掌相關事務之統計、調查並頒佈施行。
  (4)前三項以外屬公安調查廳的相關事務。
  嚴格來說,公調只能調查制約進行暴力主義破壞活動的團體,但實際上,多藉此名義從事範圍甚廣泛的情報活動,我們可從其組織圖大體瞭解。(請詳細參考其組織圖)

  公安調查廳的總部,座落於日本東京皇宮附近的霞關,主要調查部門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原則上是調查左翼團體,第二部則負責調查右翼及國外的相關團體,另外在全日本分置八個「公安調查局」(有對應於總部組織的調查業務),然後在各道府縣設立43個「公安調查事務所」,另相應機關設有「研修所」,作為職員訓練進修研究的場所。

  領導幹部分別由檢察官及高級警察官居佔,下面的一般幹部來源分別為資深警察官僚、舊特高人員、舊特審局人員、舊外地警察官(即由台灣、朝鮮舊殖民地返日的警察)及戰前特務機關人員,亦即公調之調查官最早的組成份子依然是以舊特務人員為主,隨著時代推移變遷,〝老幹〞雖退休,但〝新枝〞仍然是老幹培訓出來的。

  公調的編額最高時達兩千人,由於行政革新,在2000年底,其編制員額為1645人,其中總部約四百名,關東公安調查局約三百名,其他調查局約在百名左右,地方上的事務所則從數名到十多人不等,作業上原則由各地方支分局蒐集情資送到總部加以分析研判。

  每年公調的預算約一八○億日圓(折合台幣約五十億),其中近九成用在薪津等人事費用上,調查業務、佈建人員報酬等約二十億六千萬日圓,佔預算的一成多。

‧工作活動

  公安調查廳的工作方式幾乎仍採取傳統的情報佈建方式,很少採取「打入」方式(由該廳人員直接潛入調查對象團體),大多採取「拉出」手段,也就是:
  「選擇對象→基礎調查→接觸→說得(說服)→獲得(爭取)→協力者(即佈建人員/諜員)→運營(督導管理)」的連貫作業。

  對象選擇來源:
  (1)既存資料的活用
  (2)公開資料的活用-如日共紅旗雜誌、公家發行的資料等
  (3)利用其他機關資料-如入國(境)管理局、職業安定所(介紹所)、地
      方政府的外國人登錄資料等
  (4)由協力者引介
  (5)第三者之引介-如承辦調查官之親友等
  (6)探聽來的資料
  (7)調查官本人自行直接調查的資料
  「基礎調查」也就是「身邊調查」,凡是和對象有關的任何資料,皆盡可能調查。

「合乎工作條件的對象」:
  (1)具有活動能力者但意志上有弱點
  (2)對其組織團體不滿者
  (3)經濟困難者
  (4)目前有難解決事務纏身,而本身無法自力救濟者
  (5)與調查官員具有特別關係者。

  如何「接近說服」?舉世情報機關都大同小異,KGB最常用的MICE,亦是日本公安調查廳使用的要素:
  M(Money)金錢物質的誘惑
  I(Ideology)瞭解掌握對象的思想意識
  C(Compromise)藉其感情弱點、無安全感,乘虛而入
  E(Ego)公安調查廳並無列此項,此項的用意在使對方有尊嚴成就感。

  「獲得」即代表對象同意工作,但要取得其團體單位的情報才能稱「協力者」(一般稱為agent,俗稱spy)。

  「運營」就是指導協力者如何在安全中奮力工作、提昇工作。
  據說公安調查官有四成其運營的協力者為零,亦即有四成的調查官並無情報佈建績效。對對象的報酬則依其工作表現每月十萬到五十萬日圓。

  一般來說,公調給人印象是對付日共、激進派、狂熱宗教團體,純為針對國內的情報機關,但就其組織系統,也有處理國外情報,尤其對於「朝鮮總聯」,乃因日本認為所謂「第三國人勢力」(戰後原本即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主要指朝鮮人)是治安的麻煩製造者,故最早對此進行佈建的即公安調查廳,而通過對「朝鮮總聯」的佈建即可發展對北韓的情報蒐集,在總部第二部的第三部門即有25名通曉韓語的職員,公調最得意而可向其他情報單位誇耀的,大概就是對北韓的情報蒐集。當然公調也有對中國大陸及俄國的情報蒐集,惟績效應不凸出,此乃因公調海外直接派遣很少,無法與內閣調查室及外務省等單位相比。

  另外附帶一提,「公安調查廳」與「公安警察」的行事風格極為不同。公安警察注重每日的警備情報(示威、遊行、罷工等)或公安事件的犯罪搜查;而公調則只有調查權,並沒有搜查、逮捕的「強制權限」,而是以情報佈建為主,所以藉「金錢」從事收買,掌握對象的弱點,這是公調的一大特色。


‧對公調的評價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公安調查廳賴以運作的法源「破防法」,是在輿論強烈反彈下倉促通過的法案,語意不明、多有漏洞,對人民言論、表現、集會、結社的自由及基本人權有侵犯之嫌,不少學者認為係違憲,如該法第四條對暴力主義破壞活動規定為(1)內亂外患罪之的實行、預備、陰謀、幫助、教唆、煽動;(2)以文書之印刷、公然揭示上述行為的正當性、必要性;(3)實行、預備、陰謀、教唆、煽動具有政治目的的騷擾、放火、殺人、強盜、爆炸物使用。所謂「煽動」、「正當性」等曖昧性用語,主觀性很強。

  當公調對外界批判其擴張對市民團體、勞動團體的調查時,該廳曾於1976年5月聲明:「公調既無以一般團體為對象的意圖,更無能力」。在充分民主的社會及既存的公調體制下,其「能力」確實有限,但「意圖」可能是力不從心吧!以地下鐵沙林事件,雖依法提報「公安審查委員會」審議請求解散奧姆真理教,該委員會卻以該團體重要幹部均已逮捕到案,將公調的解散請求予以駁回,公調成立四十年,首次動用「請求解散」,卻是毫無用武之地。

依靠老式佈建難求突破

  公調如前所述僅具「調查權」,並無「搜查權」、「逮捕權」,而且又無具現代化的電子情報、衛星情報即「信號情報」(SIGINT)的蒐集分析能力,而只能依靠傳統的竊聽、跟蹤,及靠「協力者工作」(即佈建人員/諜員情報HUMINT),然佈建的素質、數量郤皆無凸出表現。只靠早期對「朝聯」的佈建績效吃老本,如再無突破,恐有坐食而崩之虞。

與外國情報機關合作

  日本因無間諜法,被戲稱為間諜天堂,公調雖負有監控外國情報機關的任務,但在內外條件下難有績效,然通過與外國情報機關的合作,從而瞭解外國情報機關在日本的活動狀況,這一點倒是有一些績效。

  目前已和全世界三十個以上外國機關具合作關係,並定期學行情報交換會議,另外從1993年開始派遣幹部赴美國CIA研修,接受「情報分析」等訓練。由於公調本質上是反共的機構,照理可推測應與我國有所合作,解嚴前台獨份子柳文卿被強制押返台灣、前台東縣長黃順興的女兒從日本偷偷回歸大陸,返台時被治安單位逮捕,這些都是公安調查廳與我情治單位合作之〝傑作〞。

與公安警察不能互補互助

  情治單位間常被譏為一丘之貉,但彼此之間為爭權奪利則如同陌生人,甚而互相敵視。尤其是公調與公安警察,彼此在很多場合關係惡劣,公安警察視公調的調查官是茫然無目的亦無績效的奇怪組織;而公安調查廳則視公安警察只是靠其「強制權限」愛耍威風的集團。彼此雖然具有權力制衡的作用,但若無法分工合作、互補互助,則只有削弱日本整體的國家安全力量。

‧結 語

  由於冷戰的結束,公安調查廳對於一些激進團體,因為法律門檻甚高,很難列之為破防法的對象,所以朝野均有在行政革新的名義下予以廢止的呼聲,雖然後來得以續存,但遭裁員革新則是必然趨勢。

  預計2003年實際上可能被減員三百名,被減員的三分之一改調內閣調查室及外務省,三分之二則調回法務省如入國管理局等單位,而地方公安事務所將由43所縮減至14所,公調在內外夾攻下,原已貧弱的蒐集能力,恐將惡性循環更加式微,就日本國內安全工作而言,今後反而公安警察的力量會愈來愈大。

  該廳在1994年的一份內部檢討文件即稱:「因應東西冷戰結構情勢的改變,本廳必須在各政治層面進行嚴肅的組織重整,而當前的問題則是在行政事務層面上進行業務與組織的根本改革,而在政治層面上進行行政革新有關的縮小與統合工作」,雖是一針見血之論,但業務與機構的改革,牽一髮動全身,談何容易!

  日本情報機關目前並沒有專責「國內」(安全防諜工作)與「國外」(對外蒐集情報)的明確任務區隔,公調在這種狀況下確實很難發揮功效,惟因有沙林毒殺事件,而隨著日本國際化的趨勢,外勞、恐怖主義等問題會愈來愈多,公安調查廳今後應還有其發揮力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