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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早期国家安全机构的变迁

来源:互联网 责编:ldzldz 作者: 时间:2007-09-07

    随着苏联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浪潮终于被暂时平息、遏制下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怀疑、抵触态度的旧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工商业主和广大自耕农也都基本改变了态度。苏维埃革命政权得到了十月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巩固和发展,在俄罗斯多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已经开始初步恢复,在广大农村中也在酝酿着生产集体化运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转入正常的和平时期建设轨道。显然,如果继续保留全俄契卡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已经再没有十分的必要,当年的一些反对者在这个时候又不失时机地重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为了适应国内战争以后新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发展的需要,也为了不至于使得苏维埃阵营内外的反对者们得到更多的口实,以至于影响刚刚取得的全国稳定局面和工农业建设成果,对苏维埃革命政权的秘密强力部门进行某种组织上和形式上的改组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命令,向全体俄罗斯公民宣布撤消全俄契卡组织。

  权宜之计

  如果现在从整个苏俄特殊强力部门和机构演变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全俄契卡组织的撤消并不意味着俄国苏维埃革命政权秘密警察机构从此在苏俄历史上的销声匿迹。其实对于被取消的全俄契卡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只是对这支特别任务机关和队伍的一次全面改革,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撤消全俄契卡的一纸命令,也只不过是这场改革的一个序曲。
  实际上,若以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央领导人的观点看来,对于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的反革命包围圈不仅远远没有被打破,而且,内战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反苏阵营。所有与苏维埃革命政权作对的反革命活动不如内战时期那样嚣张、猖狂和明显,其方式变得更加隐蔽、狡猾。同时,在这些敌对活动后面所反映出来的国际背景,也一点不比内战时期表现得简单。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明确认为,与这些依然围绕着、针对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存在而发生和发展的更加隐蔽的敌对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确保完成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自然,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占据优势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立一支从个人素质、组织体系到技术保障等诸方面能够胜任这种特殊斗争的基本队伍。如果说对这支队伍的要求与内战时期的全俄契卡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要求它更加精干、更加隐蔽、更加灵活。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契卡组织之后,随即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和民警机构。
  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被撤消后契卡组织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但是却没能够全盘继承内战时期全俄契卡所拥有的权力。国家政治保卫局与民警总局都归属于内务人员委员会的领导,其权力范围比较契卡时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几项基本的职责:
  1.监视、侦察和镇压隐蔽的反革命活动及匪帮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2.保卫国家的交通、通信线路和重要枢纽;
  3.保卫苏维埃国家的边防和海关,与越境的犯罪行为和走私活动作斗争;
  4.侦察、破获境内外针对苏维埃国家的间谍活动等。
  在人民委员会法令的规定之下,作为苏维埃国家新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再没有独立处决罪犯的权力,但为了执行对国内和国外隐蔽的敌对活动和潜在的颠覆破坏活动,它仍然继承了全俄契卡广泛存在于全俄社会各个重要部门之中的特点。
  1923年,俄罗斯等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全俄国家机构的变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因此而改为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这样一来,苏俄政治秘密警察组织又一次摆脱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直接管辖,在未扩大其法律规定职权范围的情况下,提高了在国家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在1923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中,用专门的章节规定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义务和行使权力的基本范围原则。苏联新宪法的第61条规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责任是:“与苏维埃联盟的其他执法机关共同协调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通过的苏联新宪法还明文规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将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席保有一个固定的席位。从而,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使从事秘密斗争的特别机构在苏维埃政权经历了草创时期之后,在进入正常的和平建设阶段时仍然存在下来。而且,同样以法律的威严确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执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赋予的特殊使命时不再受到行政与司法程序运作的束缚。
  自全俄契卡被撤消之后,从1922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到1923年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其最高领导人仍然由捷尔任斯基担任。这位红色秘密警察的创始人一直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的一切指示,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为保证党中央各项政策得以贯彻至每一级基层组织的有效系统,直到1926年他因病逝世。

  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职务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继任。

  2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幻和苏联国内政局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范围和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又渐渐上升了。这时,在苏联的广大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来自民间的不满情绪不断地聚积、扩大,以至对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形成了空前的阻力。1929年12月27日,联盟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投入到保卫在大多数乡村进行着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工作中去。1930年4月7日的另一项法令,把苏联的边防部队和在各地设立的众多劳改营也都归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以不同面目参与了对苏联新闻、出版、电影等各种媒体的监督和审查。
  在3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共产党内的不同政见斗争中,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为斯大林肃清反对派势力的重要力量之一。这场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清洗运动,使上自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下至成千上万的普通党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酷迫害。

  剑与盾的功能交替

  1934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明仁斯基去世。在这一年的 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又一项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ГУГВ),并且将这个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察的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曾经担任过明仁斯基副手的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格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除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内还设立了另一个专职的总局,用来专门管理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民警、集中营和劳改营,甚至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也设置了分支机构,用来负责这些系统的反间谍和安全工作。

  就在归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国家安全总局接替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职能的当年12月 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这一突发事件使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公开化,斯大林借此开始大肆运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力量和手段,对所有异己人物和势力进行无所不至的监视和调查,随后,以彻底剪除为目的而大加杀戮。首当其冲被蒙上不白之冤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革命
活动家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到1935年 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名,对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精心审判”,并于1936年8月将他们处决。
  1936年,雅格达因为“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而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是改任邮电人民委员,其后不久,他被当作了布哈林的同谋而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而被解除了职务,在经过司法人民委员会形式上草率的公开审判之后,就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在雅格达之后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的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若夫。后人关于叶若夫的描写都不免带有几分神秘而生动的笔触:这是一个身高只有1.54米、言行不同常人的“冷血侏儒”。
  内务人民委员会不仅没有因为其领导层的换马而中止在苏联全国范围之内的大规模清洗,而且,在叶若夫“明智地吸取了”他的前任最终身败名裂的教训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运用斯大林赋予他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庞大、高效的组织体系,继续推动着这场波及整个苏联所有角落的运动。叶若夫比他的前任更加“具有创造性地”执行着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的整肃,主要表现于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并以此结合秘密监视、侦察和刑讯逼供等手段,使整个苏联从国家党政的核心机构,到边远山村的集体农庄,不论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还是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作家、演员,几乎人人自危,对谁都不敢相信,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最知心的朋友。他在对国外加强情报侦察的同时,将许多当时著名的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处交官也列入了他的清洗名单。为了加强对国外渗透派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1936年9月,叶若夫特别建立了“特殊任务局”。
  然而,这位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比他的前任命运并好不了多少,在他接替雅格达职务的两年以后就又被斯大林撤了职。1938年12月8日,按当时苏联官方报纸的说法,这次被免职是“经叶若夫本人的要求”。在此之后,叶若夫担任了苏联水上运输人民委员会的职务。

  1939年3月,苏联共产党(布)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叶若夫虽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已不是中央委员。后来,他因“阴谋杀害斯大林”这么一个谁都觉得莫名其妙的罪名,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逮捕,等待他的是卢比扬卡监狱中冰冷的地下室和漆黑的铁窗。
  一年以后的1940年 4月,叶若夫被交由苏联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最后,据说以毫无根据地对人民进行清洗和镇压为罪名判处了死刑。接着,很快就在这所苏联秘密警察的著名监狱里被秘密处决了。然而,直到今天,关于叶若夫的罪名和死因仍有许多历史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就如同他的诡秘性格一样,给这一段本来就不甚明朗的苏联政治史点缀上了几分更加神秘的色彩。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雅格达和叶若夫两人的任期里,用了短短的四年的时间,在波及苏联全国党、政、军各个系统的大规模清洗运动中,使无数优秀的党政干部和许多曾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蒙受冤狱。据后人统计,这个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有二百八十多万名党员,其中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从党员名册上被注销掉。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失去党籍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党员政治生命的结束,随之而
来的不是被捕、流放,就是坐牢、枪决。在普通的苏联公民中,遭到逮捕的人数达到七百多万人,死亡人数达到三百五十多万人。而且,在这个时期中,有许多西方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工人运动领袖,为了躲避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迫害,历尽艰辛来到苏联寻求庇护。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严酷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这些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乃至中国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们,没有被本国的阶级敌人送上断头台,却在这第一个升起镰刀斧头红旗的国家中成为党内残酷清洗的牺牲品。

  再一次权力膨胀

  叶若夫被撤职后,1938年,他先前的助手又接替了他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人的职务,这个人就是曾在卫国战争前后的苏联政坛上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重要角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贝利亚上台后,首先将叶若夫时期重用的助手和亲信清理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于他来说,这一个步骤至关重要,不仅在中央机关,就连地方内务系统中曾热衷于听命叶若夫的效忠者也都难逃牵连。1939年 2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议题包括检讨前一时期在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过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批评内务人民委员会滥施职权致使以肃清十月革命以来混进苏联共产党内异己分子为目的的清洗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化错误”的决议案。而且,责成新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对前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作的工作进行调查。经过这次苏(布)共中央全会之后,贝利亚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基本确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清除异己的行动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1939年 3月,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客观地说,到了30年代末期,尤其是1939年以后,苏联秘密政治警察机关对国内和党内的清洗、迫害行动已有所收敛(尽管逮捕苏共党内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许多在叶若夫时期已经被立案收审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府机关的高级干部获得了平反,中下级普通党员干部中有数万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特别是在苏维埃军队中,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恢复了职务和工作。迫使斯大林作出这种明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包括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此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新压力。
  1939年 9月,法西斯德国军队进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刚刚于同年的 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生效,但是德国、意大利以及日本的结盟和西方阵营竭力将法西斯势力向社会主义苏联诱导的“祸水东引”行动,已经对苏联的国际安全环境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为此,有效地防范来自法西斯阵营和西方国家的间谍和情报渗透,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为了在随时可能发生巨变的国际阵营对垒中占据最主动的地位,掌握更多的王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直联手,积极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努力编织跨国间谍网。现代世界间谍史中著名的“左尔格谍报网”和“红色交响乐队”,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暨国家安全总局在这一时期导演出来的“杰作”。

 1941年 2月,在欧洲战事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在组织结构上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总局再一次从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分离出来,改名称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НКГБ),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行分成两个部独立开展工作。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又合并在一起。无论是分,还是合,把持这两个特别部门最高领导权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受到斯大
林高度信任的贝利亚。然而,促使这次苏联政治秘密警察系统再次分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迫在眉睫的战争以外,以前国家安全总局所管辖的工作过多、过杂也是原因之一。
  40年代初,内务人民委员会通过国家安全总局对苏联国内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政策中,优先进行重点建设的许多大型军事工业、能源工业和矿藏开发大都分布在乌拉尔以东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由于这里是俄罗斯历史上传统的流放地,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每次肃反和清洗运动之后,都有大批犯人被遣送到这里来,从事各种艰苦条件下的工作。对这一大批
犯人的看押和管理,从契卡时期起就一直由苏维埃的特设机构负责。然而,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部分与秘密情报工作几乎毫不相干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地压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和机构的身上,这不仅大大分散了苏联国家主要秘密情报机构从事主要工作的精力,而且对内与对外、秘密与公开几种重要职能的相互混杂,也触犯了国家政权机构设立原则的大忌。
  尽管如此,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秘密情报机关在贝利亚的主持之下依然享有极大的权力,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过了一般国家同等部门的范围。自1923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来,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与俄罗斯,乃至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巩固。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后,在这种强大外部势力的作用之下,各个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及其各地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以及俄罗斯之间的裂痕被无情地催化了,许多苏联版图上的小民族由于从沙皇时期就对俄罗斯人产生的积怨,这时,对德国人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而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还与德国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愉快合作”。这种背叛行径自然大大地触怒了斯大林。结果,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被授权对分别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朝鲜人和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迁徙。尽管到后来的苏联“政治解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都陆续迁回了原来的聚居地,但是,这种民族敌视和民族消灭政策推行的结果,使苏联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却再也难以消除,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演化成为1992年解体后在俄罗斯和独联体范围内到处燃起的民族间冲突战火,而且至今依然难以彻底熄灭。

  生杀大权的最后集中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之后,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和间谍情报组织的工作重点全部转向了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一开始,这一系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都交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负责。在战争时期,针对敌人在苏联境外的各种秘密情报和颠覆活动,在贝利亚的支持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消灭间谍局”(СМЕРШ),具体负责对内侦察和对外防止外国间谍组织的渗透与颠覆,
对外则一方面负责对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负责向敌对国家派出间谍搜集情报。由于“消灭间谍局”成立的内部背景和战争时期特殊的要求,这个组织的所有工作自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并且享有着很大的权力。在卫国战争中,“消灭间谍局”在苏联军队各战线和方面军中都设立了派出机构和特派人员,在后方和敌后也活跃着无数为它工作的组织和小分队。应当承认,“消灭间谍局”在卫国战争中的秘密战线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2年,“消灭间谍局”的职权经过了进一步分离之后,正式交由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领导。这样,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总体指导之下,国家安全总局责成“消灭间谍局”在这样几个方面尽职尽责:

  1.深入敌后,组织当地分散的苏联军队和游击队对德军的指挥、通信、后勤补给等要害设施进行破坏、干扰行动;调查当地在德伪政权中为敌人效力的苏联人,对其中罪恶极大和己对苏维埃人民构成危害的适时予以处决;消除当前和未来战后的隐患,侦察并破坏德军在当地建立的谍报网。
  2.在后方严查敌方派遣的间谍和为敌方服务的通敌分子;及时发现敌人空投的伞兵和进行秘密渗透破坏的小股部队;严厉查处逃往后方的变节逃兵。在侦察和处置从事上述敌对活动的目标时均有权执行死刑。

  3.在苏联军队解放的地区对有与德国军队合作嫌疑的所有苏联公民进行调查;调查敌军撤退时可能布置的谍报网与破坏活动组织;秘密调查苏联军队解放的非苏维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同苏联当局的合作态度。

  4.借敌军撤退和战争难民迁徙机会,向德国以及西方国家进行渗透;了解战争中被法西斯军队掠夺走的贵重文物和财产的去向;跟踪调查罪大恶极的德国战争罪犯和逃亡国外的俄奸分子;争取获得德国最新的军事科学及其他学科的尖端成果和机密,监视、跟踪并将掌握这些机密的专家和官员伺机裹胁入境。
  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消灭间谍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其他部门以及军方的密切协调、合作,因而要求它的领导人不仅具有全面地组织指导以上工作的能力,还必须是一个能够协调几个重要职能部门之间关系的核心性人物。因此,在苏联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个能够取得最高领导层绝对信任的人物。这时,斯大林任命了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中将担任了这个职务。
  1943年 4月,国家安全总局最终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再次分离出来,名称仍然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这一次的机构调整,使两个部的工作分工更加明确:内务人民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内秘密机构、民政、警察机构及部队的管理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则更多地主管着边防部队、劳改机构、国内安全、反间谍、敌后地下游击活动和向敌对国家进行间谍渗透的工作。

  1946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地成为了两个苏联国家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部部(МВД)和苏联国家安全部(МГБ)。从此,苏联国家安全机构从内务部门彻底被划分了出来。
  1947年,苏联国家中的秘密间谍情报组织又试图以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这几个在战争中都独自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机构为主体,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秘密情报工作领导机构——“情报委员会”(КИ)在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并取得了丰富经验的情报专家和外交家们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对这个委员会及其所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进行全面的指导。这个特殊委员会的设立,为苏联在战后开始的冷战中进行秘密战线上有效情报战对抗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