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信号杂志》2008年第10期
作者：美国空军 阿兰.D.卡彭中校
编译：知远/朝阳门
我们的任务似乎很简单：让美国军方可以利用技术上的优势使部队可以打赢任何形式的战争。美国国防部长把信息技术看作是可以用更少的部队更快赢得常规战争的方法，他的激进思想对美国军队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指导美国军队的还有2006年的四年国防规划，要求军队为新型的、隐蔽的非国家组织造成的威胁进行准备，把重点集中在多种多样的非常规和非对称任务上。同时，他们还必须同样注重战斗任务和长期性任务。
美国军队确信他们在信息技术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伊拉克他们却发现他们所谓倾斜式的、机动能力强的网络中心化部队并没有为平定叛乱这样的“非对称软战争”做好准备，至少没有为稳定局势和保证国家重建过程的任务做好准备。
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带领下，美国军事组织现在正处于再一次转型期，但是他们在关于如何在“硬战争”和“软战争”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上还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如何依据国防部3000.05指令“重新寻求在维持稳定任务和常规任务的训练与准备工作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当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无法完成任务时，执行所有必要的任务来建立并维持稳定的局势”。
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美国海军将军亚当.麦克尔.G.穆勒在告诫高级军官们要听取他们下属的中级战斗指挥员和士兵的意见，另外，他还警告他们“要扩宽视野，保持警惕”，注意“来自不明身份的敌人不明方式的威胁”。而于此同时，国防部长罗伯特.M.盖茨认为，美国在未来面临的主要威胁很有可能就是叛乱战争。他警告这就是“未来的战争”。
在这种导向性意见上的不一致还表现在国会认为军队内部组织过程中存在缺陷，要求国防部认定军事任务并不是其核心的军事职责——并且要求“重新检视军事部门的角色和任务”。
考虑到从1978年以来就有了非常规的冲突，并且美国已经参与了320项“不能被认为是常规战争的任务”，或许有人问，我们怎么能允许部队非常规战争能力降低？
有美国陆军联合指挥中心出版的《在第二战场上：向新型战争的转移》一书中给出了一些答案。在承认“美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在参与非常规任务方面有着悠久和辉煌的历史，虽然所有这些任务并没有对军队文化和训练中心有所影响，但是它们为美国军队的历史记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陆军把非常规任务称为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但是她们承认“这些行动不包括反叛乱行动或者主要的反恐任务。”制定政策的人员没有听从海军陆战队总指挥查尔斯.C.克鲁拉克将军的建议，他在1997年预测了第三级战争和战略的出现。并且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也没有注意到海军陆战队保罗.K.范.瑞普中将曾在千禧年危机2002联合部队演习中使用非对称战争思想，借助摩步化指挥控制系统和一小队舰船击沉了蓝军舰队16艘舰艇，造成演习突然中断。
我们在巴尔干，海地和索马里所执行的维稳和支持行动都已成为过去，并且很快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在这些任务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受到重视，而是以非正式的形式流传下来，有些甚至还拍成了影视作品，这些任务经验“没有让美国士兵们认识到这些类型的行动是他们主要的核心任务。”
《第二战场》书中指出“虽然陆军的相关纪律和条例文件在2003加入了维持稳定和支持行动的说明并且包含了对这些任务正式的执行方式的说明…但是如果不能以教育和训练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这些文件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在陆军联合战场手册3-24和海军陆战队文件3-33.5中，对“十几年来常规军事训练”为主导的纪律和条例文件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释。这种新型的反叛乱（COIN）行动战场手册承认我们的部队并不具备处理“时间紧急的反叛乱行动战术”的知识也缺少相关的工具和装备，“部队没有针对关键的保护平民任务进行训练，部队也没有学习“在完成任务中所需的所有的政治、外交和语言方面的技巧。”
美国军方正在调整非常规战争需求，包括一般属于国民警卫方面的职责。据《第二战场》透露，“根据报道，联合部队的策划者们相信美国政府的其它单位将会处理包括计划和执行第四阶段【维稳和支持】任务的更大问题。
很多专家在军事系统的重新构建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人坚持认为应该把军事组织改为多支军队结构，一支军队去打常规战争，一支军队处理COIN行动，一支军队应对反恐任务，而另一支军队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
在2007年冬季出版的美国空军战略研究季刊中，科林.S.格雷提出，常规部队可以胜任COIN任务。他指出，所有的战争都包括常规和非常规因素，但是“只有很少的军队可以同时胜任常规和非常规战争任务。”他谨慎的认为“在美国传统部队中并不具备打赢非常规战争所需文化、政治和军事素质。”格雷警告不要对现状有过激的反应，“仅仅关注COIN任务是与更加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式不符的。”
海军研究生学院教授约翰.阿奎拉认为美国军队“失去了与自己在非常规战争中的特色和革命性根源的联系”，但是他相信军队可以同时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处理不同性质的任务。阿奎拉在他《最坏的敌人》一书中提出，要让军队兼具这两种实力并不需要对整个军队进行非常规战争的训练，也不需要建立两支不同类型的部队，因此，建立一个“分两个方向的军队组织”是不能在常规或非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他主张，把阿富汗战争的初期阶段看作一场“改变所有战争的战争”，而未来战争将会是“数量多、规模小”，而不是“数量小、规模大”。
退役陆军军官拉夫.皮特斯现在是一名记者，他也同意同时准备打“软战争”和“硬战争”的观点。但是在他的书《鲜血和忠诚的战争》中，他把新的COIN手册视为“有用的第一步”。他认为“没有两场叛乱的局势会是一样的”，并且不是所有反叛乱任务的目标都是政治性的，并且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因此，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核心理论和思想”应该作为军队重建的主要指导。
他提出，“当敌人在神圣宗教观点或为种族过去所受伤害复仇的强烈渴望的鼓动下，光使用先进技术是不足以对付他们的”。
参联会主席亚当. 穆勒告诫刚毕业的陆军上校们要“倾听年轻一代的声音”。Maj.肯斯.J.博格斯在他的海军研究生学院论文《非常规战争的组织形式：对旅级战斗团队的启示》中描述了做到穆勒这一要求的最好方法。参加过“伊拉克自由”行动的Maj.博格斯认为，美国军队的组织形式应该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战争，但是他认为最为推荐的改革方式“建立分支结构的部队结构方式会降低部队战略灵活性并且产生不必要和冗余的部队人员。”而现在一些常规部队已经执行了非常规战争任务，Maj.博格斯认为，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常规战争联合行动概念（第一版本）的指导下，部队仅仅在常规部队的准备中取得一些进展。他指出：“目前的转型和改革并没有错，只是做的工作还不够”。
Maj.博格斯对陆军的旅级战斗团队模块化结构提出了质疑，“这个结构的规模对维持稳定任务需求来说有些过了”。他发现，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的获得战术经验中，我们花了一个时代的过程来修正战略机动性上的问题才取得了进步，并且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把军队转化为应对21世纪冲突”的目的。
他还指出，目前的步兵旅级团队可以变得更加自治并具备如FM3.0中所定义的多种“全范围”任务能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应该，或者可以，通过重建同样完成好不同类型的任务”。他认为“非常规战争比传统战争更需要智慧，而能胜任这种类型任务的专家却很少可以对旅级以下的指挥员提供这些行动策划和执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他相信“COIN任务需要在营、连和排级具备更大的自治能力。”
Maj.博格斯强调了《第二战场》所提出的一个观点：最重要的不是部队的数量，而是部队的类型以及部队训练和组织的方式。他发现，美军需要更加注重的是“在目前的部队结构中加强对军人技能的培养”。
那么，非常规战争对军人技能都有哪些要求呢？有没有一些任务是一只“有能力的部队”无法完成，或者不应该承担的呢？士兵还可能承担卫士或国家建设者的任务？让一名战士来承担社会工作者、城市工程师、教师、护士的工作是否合理。有些人认为，期望那些通过武装训练以获得基本生存技能的士兵同时执行内卫警察、法官和生产者的任务是不切实际的。
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乔治.W.布什总统要求国会通过建立国民预备部队来增加国家的安全部队力量。这支部队将作为战后重建部队——一只国家组建的维稳和重建部队。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盖茨都一致认为“战后维稳和重建任务的主要责任不应当落在我们的战士身上，而应当由志愿的非军事专家来完成。”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R-AZ）在2007年11月至12月的外国事务中写道：“美国并不仅仅需要更多的士兵，而是需要有更多具有必要技能可以对友邻国家政府和安全部队提供帮助的人员来与友邻国家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他建议建立一支军事咨询部队，把在非常规战争、内部事务、心理战、秘密行动、人类学、以及其它有关的政府内、外部门的专家集中起来，和军队一起参与战后重建工作。
所有这些建议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军事策划工作的局面，并且会极大降低在军事人员和军事人员素质方面的需求。同时还会对支持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设计造成深远的影响。
在一篇1998年发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中，作者赛布罗斯基和约翰.加斯卡提出，一支网络化的部队“在任何地点、任何规模、任何组织形式下的任何任务中都应该可以打败任何敌人。”美军托米.弗兰克将军在文章中写道，新技术可以让“今天的指挥员们感到信心十足。”
在伊拉克，网络和信息化技术确实在军队所称的“全方位战争”的战斗阶段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在COIN任务中的作用却没有那么明显。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可以让指挥员像上帝一样对他的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正如在2002RAND报告中警告的那样，无人侦察机和其它电子方式的侦查不可能发现隐藏在深山里、巨石之下、洞穴之中、或隐于市井、伪装成平民的敌人。
在《第二战场》以及新的陆军/海军陆战队COIN任务手册中并没有直接对信息技术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说明，但是诺阿.沙曼却在他的《为何高科技几乎输掉战争》（2007年12月《连线》杂志）一文中进行了研究。他总结出，因为人们相信网络中心化会成为未来战争魔术化的取胜法宝，“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是失败的”。如果叛乱是未来的主要威胁，那么沙曼的观点完全是正确的，他认为“有线战争的失败正迫使部队陷入一场新型的、社会网络化的战争中。”
全球信息网格（GIG）的目标是“把信息技术推向前线”，即把信息技术推向战术级别。这种方法对于参与常规战争的部队来说很适合，但对于COIN行动来说则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在COIN任务中，可操作的情报主要来自于战术级：由士兵们通过所有条令和手册上没有的方式收集获取。在《第二战场》一书中，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实践中而非政策上的主要变化：“与主要的战斗任务中的情报生产者和消费者情况正好相反。”
美国海军舰长J.李.约翰森实际上对信息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理解得更加准确（信号杂志2008年5月），他的文章中写道“先进技术所能带来的优势取决于技术使用的方式。”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经验说明并没有标准的网络体系结构足以满足常规战争、COIN任务、反恐以及维稳任务的不同需求。如果美国的外国政策向人道主义援助为主军事支持为辅转移，网络技术甚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到那个时候，GIG可能成为一个连接多个国家安全部队和来自各地的千禧一代操作员的网格，他们需要Web2.0式的共享、协作和网络能力。（信号杂志 2008年 3月）。
美国军方已经证实，如果在时间和足够资源以及清楚的外部事务政策的支持下，军队可以满足预期之外任务的需求。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经验会对改革的方向、速度以及最终状态有何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到10年之后才能揭晓。
美国国务院外国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拜登提出，“我们需要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案”。他希望有一个“让美国具备外交和内政管理权力，可以和军队一样迅速转向非常规战争”的政策。
综上所述，如果美国希望可以派遣“所需要的部队，而不仅是所拥有的部队”参与未来的国际事务，那么我们应该采纳格里奥.多哈特的意见。他提出“想要制造一个好工具，首先要清楚了解这个工具的用途，而想要为战争打造一款精良的武器，则先要了解未来的战争将是什么样的。”
军队需要了解未来的战争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们需要有数十年稳定的政策和财政来支持、装备和训练这支新型的部队。
阿兰.D.卡彭中校现在是信号杂志编辑。他的个人网站是www.cyberinfow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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