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JFQ杂志
作者：卡内斯.劳德
编译：知远/艾玛
阿富汗政府警察阅读免费报纸
美国防部通常所理解的战略宣传，大多是围绕公共事务（用官僚主义的说法－“国防支持公共外交”）以及军队心理作战行动的。除了通畅的合作，没有其他什么可以让各个不同部分联系起来。
举个例子来说，在2001年的秋天，五角大楼斥巨资成立了战略影响局，目的就是在反恐战争中计划、协调在联合作战中的宣传心理战。然而这一很有前途的创意很快就破产了。在2002年初，当媒体指责该局向美国媒体提高假情报的时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解散战略影响局这一事件上倍感压力（随后的调查表明媒体的指责是错误的或是被误导的）。显然，媒体的指责声是从五角大楼内部的公共事务部门传出来的。心理作战部队和公共事务部门之间在战略沟通根本性质上的持续紧张仍然可能是国防部开展有效心理宣传战的主要障碍。
新闻业的“实情”
战略影响局的立与废表明美国政治文化－具体的说，是主流媒体的文化－对美国政府的战略宣传有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体现在很多方面。最显著的莫过于，媒体直接影响战略宣传的行动－通过定义哪些具有新闻价值、对发布的新闻设立标准以及构架他们自己发掘的新闻项目等来达成影响之目的。任何熟悉新闻业的业内详情的人都能认识到新闻媒体的影响以及倘使要改变受众的第一印象的难度。第二，但不那么明显的是，媒体通过修改调整后才发布战略宣传人员制定的宣传计划来影响战略宣传的日程。事实上，从事战略宣传的很多人都曾是记者，在效力于政府之前都在商业媒体工作过，并且深深的理解媒体的很多潜规则。
在这些潜规则里有一整套关于我将之简单定义为“实情”的理论－“实情”包括新闻业框架内的“实情”组成要素和受众按此实情理解事务的价值。对这套理论的认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新闻业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为政府面临的挑战以及需做的工作提供一些必要的理解视角。
或许新闻业“实情”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实证论。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新闻工作者们参考既有的事实或者从个体那里提取出来的事实或观点来撰写他们的新闻故事。当然，问题是事实不仅是反映他们本身，而且通过新闻记者的采编还会涉及到与该事实相关的一系列情况。所以这些事实被嵌入一个个与之相联系并试图使之更有意义的故事里。一个好的新闻业应该非常擅长将事实融入他们的新闻故事里。而差劲的新闻媒体有两个极端：其中较危险的一个极端是为报道新闻而大量堆积事实－经常还是掩盖在断章取义或者虚编乱造的名目之下。这个极端类型的例子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纽约时报》等也都是司空见惯的。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新闻媒体终究还是比这个世界上其他许多例外的媒体要正常的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媒体。事实上，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任何意义上的“实情”至多同媒体的专业性有些微的关系。
另外一个新闻媒体业很少被质疑的问题就是新闻所讨论的“实情”对受众的价值。有关“实情”的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美国新闻业的自我认识能力，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绝对圣洁是密不可分的。不用过多的哲学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理念是多么的荒谬而站不住脚。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可见的社会作用，比如说，媒体天天报道什么矿难、三角谋杀案、或者是洲际之间的冲突等；在这天结束时，这都是作为娱乐新闻来做，而不是什么公众服务等。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媒体的一个很泛泛的趋势就是将战争作为一场体育赛事来播报，这是很有问题的。说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辱没媒体，而仅仅是质疑美国的媒体现在所作所为（同美国政府的战略宣传方针开展不宣战的斗争）的道德意义。
还是回到“实情”的讨论吧。为了更清楚的认识新闻业“实情”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另外两种类型的“实情”。一种我将之称作“颗粒状的真相”，另外一种为“更高层面的实情”。所谓“颗粒状的真相”，我指的是这个“真相”经过深度的分析而不是记者泛泛的报道出来的那一堆“事实”。这种分析将记者报道的“事实”进行分析加工提炼最后提供一种能够触及“事实”本质的理解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是历史学的、比较学的，或者是量化特征型的。一般而言，这种类型的分析是历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的特长。倒是没有什么阻止记者自己去做这项工作，有时记者做的还很不错，但是通常记者都没有充裕的时间或者缺乏合适的技巧。人们可能认为学术性的分析十分有益于记者做好自己的新闻故事。事实是这样的分析更多的是被记者从其他地方引用过来而不是他们本身就能理解的如此透彻，而且这种分析也只是充当他们新闻故事的一种装饰。在做的不好的新闻业那里，这种分析的使用通常近乎欺骗或者仅仅是充当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对于“更高层面的实情”，我认为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在一定意义上比仅仅的观察或经验更接近真相。这些都是有关于一些很本质的概念，比如关于人、自然、政府的正当形式，最好的生活，还有，特别是战争的本质等。在发布新闻的时候，如果新闻播报没有定位到这个层面上，那么所报道的新闻实情几乎没什么价值。可是记者在这一点上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李普曼等）。在这个意义上，“更高层面的实情”的典型例子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的迷雾”，或者是他的观点“战争中的情报是不可靠的。”
美国士兵和翻译在销毁伊拉克武装的宣传标语
战略宣传的内涵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略影响局的那个事情。现在有很多问题都随着“战略影响局是否卷入了向媒体提供假情报”的“媒体门”事件爆发出来。美军心理作战部队的人员事实上一直声称美军的心理作战部队只利用“真相”做文章。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就很难区分心理作战部队的行动和公共外交宣传了－或者，就那件事而论，涉及到战略影响局对国内媒体的宣传。但是心理作战人员没有确凿的证据让人相信他们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国防大学最近的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总结了美军心理作战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并认为应该将心理作战部队的条令重新概念化。特别是，这份报告认为“心理作战部队的行动仅与实情相连”的说法是自我挫败式的，也是未经证实的，同时心理作战部队应该更加关注人类情绪，增加更多人性化的宣传口径。这份报告还建议，心理作战部队的行动应该更加紧密的配合战术或战役行动的指挥官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关于与公共政策方面的事务，如泛泛的浪费资源等。这样的重新定位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将心理作战部队和公共事务区别开来，并且缓解其紧张关系。
国防部是否拥有一个除支援国务院的有关需要之外截然不同的公共外交政策仍是一个不明朗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现实中还有一堆的公共事务问题需要那些精通国防和安全事务的人员来处理（如，国内外许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讨论都涉及到很多情报问题）。国防公共外交政策的核心功能是反宣传、反误导、以及对国外媒体的关注和支持。国防公共事务的核心功能是关注和支持国内的媒体。基于此，可以很公平的说，这两个部门的活动都和“实情”有关。
为了适当的将他们区分开来，还是让我们回到前面所讨论的有关“实情”的不同意义上来吧。公共外交所要开展的行动不仅是在新闻业的“实情”层面，同时还要在“颗粒状真相”和“更高层面的实情”上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同样都需要让新闻业保持诚实（通过破解有关真相的谎言或者是改正错误）－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过度的纠正经验事实的时候对新闻业的新闻报道是一个重大挑战。
同时，公共外交应该以更圆滑的方式展开。它应该能够承受评论，即使是在有限的方式内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颗粒状的真相分析。它还应该能够利用“更高层次的实情”－如果你喜欢，在更大的范围内邀请－比如资深记者、知识分子或者哲学家们对事实进行分析。如果用这条来做评估标准的话，很明显不仅国防部就是国务院本身－公共政策的唯一的政府监护人－目前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