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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责编:ldzldz 作者:时殷弘/于海峰 时间:2009-04-25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85
【原刊页号】110~116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811
【英文标题】The End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rand Strategy
【作 者】时殷弘/于海峰
【作者简介】时殷弘,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于海峰,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杭州 310027)
【内容提要】基于战略理论、历史经验和政治思考,总结、提炼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它们分布于四大领域:(1)大战略的目的;(2)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连同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问题;(3)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4)大战略的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从根本上说,大战略的形成、优化和贯彻依靠大战略实践者的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英文摘要】Mainly based on strategic the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thinking, the issue of the end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rand strategy are extracted, demonstrated, and elaborated here. They exist respectively in the four major fields. (1) the ends or objectives of grand strategy;(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means, together with the issues regarding means and their base of resources; (3)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artistic essence of grand strategy; and (4) its policy-making mechanisms and qualities of leadership. Essentially, the making, improv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and strategy depend on the creative employ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owers of its practitioner.
【关 键 词】大战略/目的与手段/大战略思维/大战略艺术/大战略领导
    grand strategy/ends and means/grand strategic thinking/grand strategic leadership
【正 文】
    大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亦即政治实体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自身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争取实现自身的根本目标。
    伟大的战略思想先驱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P1)他在此讲的是关于战争的大战略
    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大战略都至关紧要。就一个国家而言,最具恶果的错误往往是大战略错误,犹如海权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家马汉所说:“如果战略错误,那么无论将领的战术如何精妙,士兵的作战如何英勇,战斗胜利如何辉煌,都毫无用处”。[2]
    本文基于战略理论、历史经验和政治思考,总结、提炼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①
    一、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大战略的目的
    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在于大战略的目的。大战略目的问题的主要内涵包括:大战略的根本目标的确定方式、它们的应有特性、对它们的经久不懈的坚持以及各种基本的战略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
    要合理地确定根本战略目标,就必须合理地界定五项相互影响的要素,即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还有追求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3](P38)人类事务固有其能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而要界定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要从这类形势下的众多利害关系中辨识出基本的国家利益,往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编织起来的网络。[4](P10-11)所谓原则化信念,包括详细说明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因果信念则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提供了实现目标的一个指南。原则化信念一般能使人果断行事,行事果断本身又依赖因果信念,后者通过在认识上减小不确定性促使人直接对事态做出反应。[5](P14,17)然而,应当警戒往往出于其中的重大危险,即漠视或轻视客观现实的能动复杂而执迷于与之相左的既定信念,规避艰辛细致的观察、调查和反思。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认知具体的国内外状况中国家基本利益所受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对威胁界定过高或过低,会导致反应过当或不足,从而加剧威胁,或者生成别种威胁。至于界定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由于在根本上涉及大战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因而留待后述;而它的下一项认知任务,即估量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殊为紧要。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否合宜,首先或主要应看它对本国的综合效应或后果,也就是看使用和消耗战略手段与其资源基础所能得到的相对收益,或反过来说获得收益所需付出的相对代价。
    国家根本目标应当具备如下战略性要素:合理、明确、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为关键。一般而言,国家的多种利益互相间常有或大或小的紧张、竞争甚或冲突,要确定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合适地平衡这些利益,即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使之构成一套内在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体系,并且使根本战略目标既拥有明确的优先地位,又不过度损伤其他重要目的。这就要求恰当地限制根本目标,使之明智合理,避免极端。为此,道德上的适度或分寸意识非常重要,否则根本目标很可能缺乏节制。从意图与能力的根本关系出发,要反对战略目标问题上的两种不当倾向,即目标的“过度伸展”和“不足”。前者会导致由于力所不及而遭到失败,后者则会由于不充分动员和利用所有可得的资源而丧失可得的重大利益机会。[6](P27)
    在互相间往往难免紧张、抵牾和竞争的众多国家利益和目标中间,必须确立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据此坚决地将最重要、最优先的利益或目标——国家根本目标——当做关注重心和努力焦点,不管确定这种次序包含怎样的忍痛割爱之苦、举棋不定之难和众说纷纭之累。这就是战略集中原则。舍此,一国有限的全部有形和无形资源难免不敷所用,大战略的成功就无从谈起。因此,最佳的大战略可谓一种形式的经济学。[7](P25-44)因而,要坚决和坚韧地对根本目标以外的所有其他利益、目标和事项打上必要和合适的“折扣”。战略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乔治·F·凯南在设计马歇尔计划时曾说:“这个世界的麻烦比我们许多人认识到的更深刻、更棘手、更顽固……一国以其能量和物资产出当中经得起投入外部事务的富余部分所能成就的(事情)有限,比我们往往倾向于记住的更有限。因此,我们绝对必须节省我们有限的资源,绝对必须将它们用在我们觉得它们会起到最佳作用的地方。”[8](P30)大概没有什么能比这番话更好地表述战略集中原则了。
    政治领导人必须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对“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克劳塞维茨就战争问题揭示了一种哲理:“只有(缺乏理性制约的绝对战争)……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东西而取代政治”;“既然战争由政治目的引起,那么很自然,这个战争得以存在的最初原因就必然应当是首要考虑对象。”[9](P87)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干事必须始终牢记为什么干事。在这方面,需要提防几种屡见不鲜的错误倾向:第一,自觉或不自觉地肢解战略目标和战略过程,将它们当做支离破碎的“专门事务”,并且沉迷于努力过程、操作技术和运行手段,从而忽视了原本的根本战略目的,在行动过程中由战略手段决定战略目的,甚至让手段毁掉目的。[10](P293)第二,不能真正地将利益(特别是经久的利益)与威胁区分开来,结果导致战略思维上的一种本末倒置,亦即威胁决定利益,而非相反;或者说,将安全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而非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不明白要避免将意在抗击威胁的行动过头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11](P143,257)第三,战略规划忽略或轻视估计对根本政治目的而言的政治后果,这样的战略规划到头来难免冲击、扭曲甚至颠覆原本的根本政治目的。第四,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意识和大战略目标,几乎是为行动而行动,“阔步向前迈进,走入未知领域,而对最终目标是什么、将用多长时间来达到这一目标、它的代价有多大全无清醒的认识”[12](p128)。要排除对根本目标的干扰,就要明了和尽可能克服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及其造成的心理影响,坚持经过成熟的思考而来的信念。在实践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分心之事,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甚为困难。这就要求政治领导人不被成千上万分心之事甩出轨道,并且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定会有的相反倾向。[13](P580,656-657)
    二、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
    大战略的第二类特别重要的基本问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连同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战略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大战略的一个从此视野出发的很好定义,在于它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14]。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涉及如何按照手段或能力确定目标,从而达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排除目标过高和目标过低的危险,尤其是防止目的超出可用的手段或能力。就此而言,特别不可取的是目的最大化主义、强烈的道德主义和莽撞轻率的对外政策征伐,它们杜绝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大致平衡。为了这种极重要的平衡,在手段严重不足时,必须克服激情的巨大影响而急剧降低目标,以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发生。同样是为了这种平衡,需要周全、细致地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在具体问题上的可用能力、实际能力与被想象的能力,谨防将它们混淆起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要求导致了节省使用资源的必要性。节省资源是战略的一个基本要求。战略目的应该以尽可能最经济的手段去谋求实现。与此相关的一条要求是对真正的威胁(尤其是对根本利益的真正的威胁)做出极严格的界定,从而在根本上节省资源。
    同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密切相连的一个大战略问题是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问题。对称战略意味着“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而不对称战略意味着“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这两类战略都利弊相兼。[15](P368-369)大战略过程往往相对漫长,这就提供了结合运用对称与不对称战略、以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的可能性。
    服务于大战略的手段及其资源基础是多元的,因而必须辨识和使用所有各类可用的手段和资源,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一或某些类别。一位战略研究者总结罗马人历尽艰辛打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验,头一条就是“国力的一切成分都应被紧密结合进一种凝聚整合的国家政策”[16]。与此同时,也必须依照具体的战略目的和战略形势,突出主要的一两种手段,或曰充分拥有关键性资源,并且为此进行关键性资源建设。它在有的场合是数量、质量和种类合适的军队,或高效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战略;在有的场合是经全面动员的大众,或坚实充裕的财政能力;在有的场合是适用的国际体制或战略文化,等等。物质和精神的战略资源之厚薄,连同政治意志之强弱,决定了在造就国家成败方面屡屡最重要的战略耐久性。[17]
    与大战略的手段及其资源基础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大战略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18]一项优秀的大战略必须有经久有力的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的支持,有同样经久有力的国际上的吸引力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可接受性。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的支持特别重要。《孙子兵法》强调,战争“经之以五事”,其中第一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19](P1)大战略家林肯也说:“公众情感就是一切。有了公众情感,无事可败。没有公众情感,无事可成。”[20]另外,争取民众支持和塑造共识政治的必要往往与寻常的战略逻辑相左,而且在某些政治文化和事态环境下,民众及其舆论之浮躁易变构成战略性失败的重大潜因,因而政治家对民众的正确引导非常重要,而这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才能、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必须界定和明了为大战略目的服务的各种手段的应有素质,例如应当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包括国防体制、军事体制、兵力结构、指挥结构、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思想和信条、武装部队人员素质等),应当有怎样的外交(包括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和信条、外交操作素质和外交人员素质),应当有怎样的对外经济战略,等等。从根本和长远的观点看,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战略思想家凯南最看重的国力关键——一国社会的内在机体健康。[21](P14-15,86-87)社会机体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战略资源。
    不同手段互相间的平衡至关紧要,就此往往格外突出的是在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军事与外交之间。平衡就意味着必须对所有各类手段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防止“跛脚战略”,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单纯经济观点”或“单纯外交观点”等。根本战略目标和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主控全盘,即“政治统帅一切”。只有将所有各类手段统一在合理明确的政治目的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它们互相间的平衡和各自涉及的基本任务互相间的和谐。
    三、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它们深刻地蕴含了大战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特征,而全局性、灵活性和实践性大概是可以就它们给出的最浓缩概括。大战略思维方式理应支配关于政策行为的结果的战略评估,并且必须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所有这一切表明,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和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
    大战略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全局观念,连同由此而来的敏锐坚定的“分寸”或均衡意识。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个整体,在战争中甚于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必须从观察整体的性质着手。[22](P75)大战略家丘吉尔也有与此相同的基本理解,并且用了特别精彩和凝练的话语予以表述,即“单一的观念统一”、“全景视野”和“分寸”意识。[23](P108-109)在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与其教授同僚主持的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内,他们反复强调大战略需要有全方位眼界和大图景[24],必须抵制专门化倾向。大战略要求其执掌者同时思考许多事情,“与倾向于沿我们的X对Y轴或我们的四联矩阵出现、甚或在我们的驾驶员座舱电脑显示屏上出现的相比,天地人间的事情更繁多更丰富”[25]。同样重要的是,大战略思维需要较为长远的历史眼界即宏大的远见,这意味着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去透视当今,设想和思考它的较长远的未来构造和走向,并且由此构思大战略路径。同时,这也意味着以平衡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方式操作相关的实践,为此往往必须区分紧迫的眼前挑战与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避免一心关注前者而忽视或轻视后者。
    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相应的较特殊的智识素质,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联系,产生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筑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它的功能主要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它应当产生战略的决定者、规划者和咨询者,他们的本领更多地由对复杂问题的精致把握和影响大事态的能力去标志,而不是由狭窄的知识、操作细节和对权威的忠顺去界定。[26](P111)
    正确地评估战略和政策行为的结果,是大战略优化、修改和校正的一个关键。正确的结果评估必须是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亦即要有较全面的力量对比、胜负对比和成本效益评判,从全局观念出发将每个局部和在这个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们恰如其分的地位上。不仅如此,这种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有时需要有足够长时间尺度的历史性。重要的是“总的权势的微积分”[27](P294),而不是一个个在认识上被孤立开来的具体较量场合的成败。有如克劳塞维茨就战争和战役所说,如果“屈从于一个观念,即夺取某些地点或夺占不加防御的省份本身就可贵”,那就会倾向于将它们视为“意外横财”,忽视其拥有“以后可以导致确实不利这一可能性”。因而重要的是最终结果而非某次孤立的收益。[28](P657)一言以蔽之,结果如何被看待取决于被追求的目的。[29](P211)
    大战略需要有经常的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之所以必须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世事(特别是战略形势)的巨大的能动性和丰富的偶然性。必须充分理解和牢记环境能动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在难以预料的变化的形势中进行战略调整以求适应,牢记最重要的战略素质是经调整适应变迁,或曰“与时俱进”,并且要为难以取消的受挫或失败可能性留有余地,为此规划替代性选择或所谓“退路战略”。普鲁士作为强国崛起的缔造者,弗雷德里克二世有一项历经危亡边缘而来的认识,那就是“政治家无法预见未来;那通常被称为偶然性的东西、被哲学家说成是次级因果关系的东西,是他们估算不到的”[30](p456)。不仅如此,信息经常不健全。几乎所有大战略缔造者都处于信息不全的状况,不仅很难充分知彼,而且不易充分知己。还有,他们往往处于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下,缺少时间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因而注意力容易局限在狭隘的当前事件上。由于这一切原因,大战略的一项绝对必要原则如丘吉尔所言:“改善就是改变,欲求完美就须经常改变。”[31]
    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以及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克劳塞维茨一向强调,战争及战略操作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他在一篇富含原创性的文章中说:艺术既是一种发展了的能力,又是将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才能——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实践。”[32](P14-15)他在《论战争》中强调:战略包含的一切都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很容易;“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33](P178)本质上是艺术的大战略依靠不断的审视,依靠其最尊重的两样东西——智慧和判断力,而智慧和判断力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34](P5)
    四、大战略的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
    大战略的艺术本性使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在此,“机制”一词既被用来包含相对较有形或较固定的“体制”安排,也被用来包含狭义的机制,即决策机理、惯例、风格或集体行为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决策体制和机制的优化是拥有优良的大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与此同时,全部政治史和战略史无数次地显示,政治/战略领导的素质有重大意义,甚至有决定性意义。个人(或小群体)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也许最显赫地见于大战略领域,同时它或许也最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包含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对大战略领导素质的观察、叙述、理解和论说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典的史述方式和广义的“文学透视”。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那么有了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优化,一般就必定有决策本身的优化,连同行动结果评估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参照历史经验和教训,可设想的最优化的决策体制和机制至少有如下述[35](P259-263,421-426,647-654):它们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重要事变、危机事态和复杂困难的进程,形成大战略与其所有基本的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调整和创新,同时靠体制化乃至政治文化的保障能够有战略缔造过程中的充分讨论和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
    官僚体制和官僚机构对大战略决策往往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将此减小和限制在可能的最低程度上。这至关重要,因为尤其是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官僚机构体系有其特定的“机构文化”和机构利益,它们往往保守僵化,效率低下,自利优先,阻绝优秀的大战略必需的战略眼界、战略创新、内在协调、高效和灵活性。[36](P84-85)这就更突出了尤其在重大、困难和新颖的问题上实现具有全局观的集中决策和统帅领导的必要。
    对待大战略领导素质问题大致有两种方式:“规定”和“发现”。前者是从大战略的各项基本要求出发,规定一套行为要求系统,符合它们就是具备领导素质。这种方式的主要弊端在于模式化的教条主义,因为大战略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和他们所处形势的历史特质,连同这两者之间真实和特殊的互容互动(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特殊“战略故事”),全都似乎消失或不重要了。相反,“发现”主要是从观察真实的、高度成功的大战略领导者的特殊“战略故事”出发,予以叙述、理解和论说,甚而比较某些不同的特殊“战略故事”,从中提炼出就它们而言的大战略领导素质共性。显然,这就是主要甚而压倒性地依靠经典史述方式和广义的“文学透视”,后者对观察和理解真实的个人必不可少。
    战略史家加迪斯基于“发现”,曾在2005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大战略领导素质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依据丰富经验的优秀直觉;(2)树立大战略目标并予以坚持所需的精神勇气和毅力;(3)对未经预料的事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4)为做出大战略所需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而有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和号召;(5)打动公众和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37]
    战略史家埃利奥特·科恩的《最高统帅》一书,通过精彩地论述林肯、克列孟梭、丘吉尔和本·古里安的战时领导,成就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大战略领导素质“发现”。该书论说了这四位统帅的杰出秉性:既能透视混沌,总揽全局,又能关注细节,把握区别;对于在从技术状况直至战略大局等多个层次上的新事态、新趋势异常敏感,认识迅速,及时调整,与时俱进;基于与下属相比独特的开阔的眼界,有力地贯彻和保障国家根本政治目的和政治考虑的主导地位;热爱学习并经此熟悉和把握主要国务领域的专门知识甚至技术细节,懂得“如果自己不就……业务所知多多,就不能领导”;格外地知人善任,因为“领导的很大部分就是知道选择谁,鼓励谁,制约谁,撤换谁”;意志顽强,不屈不挠,勇敢面对胜负未卜的最大挑战,并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心理准备;掌握演说和写作的艺术,以精心塑造的词句去影响和引导各式群体和全民;还有几乎最重要的节制和勇气。节制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应适可而止,最黑暗时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勇气则是使大战略统帅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俱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炮之险更罕见的勇气,舍此其余一切全无用处。[38](P211-224)
    对大战略史和大战略机理的认知必然是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存在认识的成功和认识的可能,但也固有制约认识的局限。局限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世间事(包括战略形势)的格外巨大和丰富的能动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相对甚而绝对的有限性。然而,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必需和实践必需,加上人的特别是由政治和战略激发的那部分智识兴趣,给大战略艺术认知和艺术创造提供着经久持续的强劲动能。不仅如此,从事大战略实践和认识的人也有着在可能范围内争取较多地克服能力局限的伟大潜能,那就是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注释:
    ①关于大战略基本原则的展现和阐释,主要源于本文第一作者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的课程“国家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对它们的一个纲要式说明,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载《国际观察》,2007(5)。针对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然存在的一系列忽略和肤浅之处,以及国内外论著缺乏较充分和深刻论说的大战略基本原则,本文将予以较详细的说明。
【参考文献】
    [1][19] 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Anthony H. Cordesman. Iraq, Grand Strategy, and the Lessons of Military History. 2004. S.T. Lee Lecture on Military History, October 19, 2004, http://people. cohums. ohio-state. edu/grimsleyl/dialogue/cordesman.htm.
    [3] 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3)。
    [4][5] 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时殷弘:《论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一项从大战略视角出发的回顾和评价》,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6)。
    [7] Sherle R. Schwenninger. "Revamp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3,Fall 2003.
    [8][10][11][12][15][27][36]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9][13][22][28][32][33]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 Paul Kennedy &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
    [16][17]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n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 Barca. October 1, 2005, http://darkwing. uoregon. edu/~mharrsch/2005_10_01academicpres_archive.html.
    [18] Athanassios Platias & Constantinos Koliopoulos. "Grand Strategies Clashing: Athenian and Spartan Strategies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2002.
    [20] "Abraham Lincoln". http://www. quotationsbook. com/authors/4418/Abraham_Lincoln.
    [21] George F. Kennan. Measures Short of War: The George F. Kennan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War College,1946-1947. edited by Giles D. Harlow and George C. Maerz,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1.
    [23][38] Eliot A.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3.
    [24] Bruce Fellman. "Training the Next Leaders." Yale Alumni Magazine, March 2003.
    [25] John Lewis Gaddis. Muddle Through? A Strategic Checkl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the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21 October 1998, Kongresshaus Zurich, Switzerland. http://www.isn. ethz. ch/3isf/Online_Publications/WS4/Gaddis.htm.
    [26][37] John Lewis Gaddi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Charles S. Grant Lecture, Middlebury College, April 21, 2005. http://www. 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1405703/posts.
    [29]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1] http://www.brainyquote.com/quotes/quotes/w/winstonchu100446.html.
    [34] 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5] 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