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不可分：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不可分割性

家不可分：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不可分割性
A House Divided: The Indivisibility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作者：大卫·德普图拉，美国空军中将（Lt Gen David A. Deptula, USAF）
       格雷·布朗，美国空军少校（Maj R. Greg Brown, USAF）

提要：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发表著名演说，以圣经语“家有分裂 难维系”论证南北分割的灾难后果，史称“家不可分”演说。本文作者借此为题 ，论证 ISR 的不可分割性。作者不仅论述“I、S、R”三者不可分割，也提出此 三者的作战行动资源不可分割；文中的“家”既指军种之小“家”，也指三军乃至 国家之大“家”。文章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第一，ISR 属于作战行动（而非 支援行动）；第二，ISR 代表同步和整合（而非将手段和目的分裂）；第三 ，ISR 具备跨领域特征（而非各军兵种占据资源各自为阵）；第四，ISR 重 在能力和效果（而非人员、平台和文化）。作者之一的德普图拉中将本人就是统管空军 ISR 的副参谋长，作者认为，空军在优化 ISR 管理方面已经做出 重大努力，但这种努力没有能在国防部的预算中“得到充分认可”。作者于是向美国国防部建言：“必须确保以战略来指导预算的规划并为之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以一个连贯的跨领域 ISR 战略来支持预算决策。”

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空军的精良，今天我们能全天候全时辰监视或打击地球任 何地方的任何目标。但我们目前和未来面临的更艰巨挑战，是要判断并确定 我们希望达成的理想效果。ISR 是判断理想效果的核心能力，它的重要性在 空军作为独立兵种存在的六十年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ISR 现已成为我们全 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基石。

 — 迈克尔·莫斯利上将

前任空军参谋长莫斯利将军的这一席话，点出了在情报、监视和侦察（ISR ）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空军观点的重大转变。正如“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行动结构表达了空中力量的不可分割性一样，我们也必须从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角度，透彻理解其基石的不可分割性 — ISR 同样不可分割。¹

为何如此断言? 纵观美国空军历史，无论在组织结构、计划制定，还是文化认知上，情报、监视和侦察这三者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分离。不可分割性事关原则性，而非可行性。在效忠誓言中，当我们宣誓坚定维护国家的不可分割性时，灾难性的南北内战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文化回忆。不可分割性并不意味着分割不可能，而是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分割会摧毁统一所形成的协同效应 。

ISR 之所以不可分割，其原因在于它的效应取决于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的同步和整合。这是一项原则。一方面，情报依靠监视和侦察获取数据和信息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情报，我们就无从知道监视什么，侦察何处，或何时进行监视和侦察。搜集的数据取决于对这三种活动的处理和利用。决策者不会关注是谁或者是如何获得某份情报，也没有人要求把“I”、“S”、“R”的过程以不同的形式分别演示汇报，他们要的，是同一时间流程中形成的整体情报产品。

美国总统林肯在 1858 年的一次演说中曾引用《圣经·新约》中的一句话：“家有分裂难维系”（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² 此言用于空 军内部对 ISR 的看法再适当不过。不妨再引述林肯总统的另一段话：我们不 可“坐视分裂之危机发展、失控，直到尘埃落定”。（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³ 作为空军，如果我们希望将 ISR 最佳能力呈现给决策者，就必须理顺自家的 条理。为此，空军人员必须认识和接受 ISR 的不可分割原则，并将此原则付诸实践。这种不可分割性基于四项信念：第一，ISR 属于作战行动；第二， ISR 代表同步和整合；第三，ISR 具备领域中性即跨领域特征；第四，ISR 重在能力和效果，而不是人员、平台和文化。本文依次论述这四项信念，但 首先让我们回顾 ISR 的发展过程。

情报、监视和侦察

ISR 的不可分割性在这个合成词的定义中已经反映出来。早在 1990 年代中期，ISR 这个集合名称就被普遍使用。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创造了这个术语，三位一体的 ISR 从此成为信息时代军事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中心战的概念获得实施。据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在 2001 年初提问：“ISR 代表什么意思?”在有人将这个缩写词解释给他听后，这位国防部长用其独特的风格概括说：侦察就是找到目标，监视就是紧盯不放，情报说白了就是，费他妈这么大的气力是干嘛。⁴ 此番解释虽然精彩直白，但若要确切理解其含义需更详细的说明。

事实上，有关 ISR 的解释唾手可得。联合作战准则文件 JP 1-02《国防部军事词汇词典》对情报、监视和侦察所下定义为“同步并整合传感器、作战资源、处理系统、运用系统和传发系统的计划和行动的活动，以直接支持当前和未来的行动”。⁵ 这个定义中的隐义很多，其中一些隐义是有益的。例如，在联合作战术语中，“活动”意指功能、使命或行动，也指执行活动的组织，因此，在功能上和组织上，ISR 是不可分割的。⁶ 但也有一些隐义容易引起误解。例如，“直接支持”既准确明示 ISR 的存在跟所有的行动一样，是促成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但也隐示 ISR 从属于其它的使命。⁷ “行动”包括国家的任何安全目的，以及任何层次的冲突，因此选词恰当；但对很多读者来说，它意味着情报人员和作战行动人员之间有着人为区别。⁸ JP 1-02 将 ISR 定义为协同作用的整体，凸显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但为理解透彻，该文件又进一步分别给出情报、监视、侦察的定义，以说明他们独特的功能和不同用途。
 
据此文件，“情报”的定义是“对外国、敌对或潜在敌对势力或因素、实际或可能行动领域的各种能得到的信息进行搜集、处理、综合、评估、分析和解释的产品。”此词汇也适用于能生成情报产品的活动，并适用于从事其活动的组织。⁹ 情报的艺术涉及对从监视和侦察中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迅速和系统的分析，并同现存的相关知识进行综合，为正确决策提供所需的准确情报评估依据。情报的本质是改善决策者对局势的感知。“所谓有效的……情报，就是把对敌方体系、能力和意图的详细理解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行动信息及时送达决策者，使其就何时、何地、以何方式同敌军交战做出恰当的计划和行动决策” ，实现预定效果。¹⁰

“监视”指的是“对宇宙空间 [天空、太空和网空]、地面或地下地区、场所、人或物，进行视觉、听觉、电子、成像、或其它方式的系统观察。”¹¹“宽松地说，监视是侦察这个包罗万象的术语的其中一个替代词”，但我们通常将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具体功能”。¹² 监视是一个持续过程，带被动性质，不针对具体的目标。其实，监视就是通过具有及时反应和持续观察能力、长期驻留能力、清晰和连贯搜集能力的一个或一系列搜集人/器来搜集信息。监视观察的过程可捕获有用数据，帮助更新对敌方活动和威胁的情报评估，从而侦测到敌人在一段时间内的行动变化。

最后，“侦察”是“通过视觉观察或者其它侦察手段，以获取敌方或潜在敌方活动和资源之信息的行动”¹³ 侦察行动具有短暂的特征，通常是由一个搜集人/器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某个特定目标进行主动的信息搜集，但不在目标上空或目标区内长时停留。侦察一般都有同任务有关的时间限制。由于侦察是设法搜集敌方的信息，因此侦察是帮助描绘情报图的基本战术。

显然，在现代环境背景下，ISR 具有作战功能，目的是向决策者提供准确、相关和及时的情报。ISR 是有效决策的命脉。ISR 行动三位一体，向决策者提供情报和局势感知，以成功制定计划，实施作战行动，保存部队实力，合理调配资源，达成行动目的，并从国家安全行动的整体角度对各种动能和非动能作战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ISR 是获得和保持决策优势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赘述 ISR 的不可分割性呢?

分离的根源

今天的 ISR 已大异于过去。ISR 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反映出信息时代在如何改变战略版图。ISR 的本质未变，但其特征已变。信息时代战争与工业时代战争明显不同。以精确取代规模，以分秒计算时间，军兵种互动和协作增加。二十一世纪的作战需要要求我们把过去视为相关的各项任务联结成单一的整体任务过程。国家安全的决策者们追求的效果是对作战空间的完整了解，协作和互通已不能满足需要。

知识在今天的价值并不比以往更重要。自有战争以来，人们就通过侦察来搜集情报。信息时代出现的改变是对现实的预测能力的改变，是如何及时吸收、归纳和传送数据使之生效的能力的改变。随着能力的增加，以往的低效率已无法满足任务的需要。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以工业时代为背景的战争，美国的情报观就是起源于这些战争。在工业时代的模式中，情报战体现为大规模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目的是支持国家和军事决策。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对手的单一整体化，要求情报作业按专业分工划分部门。因此，情报、监视和侦察采用和真实工厂相同的装配线流水操作模式，各自围绕非常专业化的输入和输出来组织各道工序：拍摄照片、冲洗胶片、解释信息、绘制图像、编写报告，然后呈交给有关的决策者；截取电台信号、解开密码、解释含义、编连成文，传递给其他部门。情报的运作周期表现为顺序性。

在空中力量本身被人为地划分为战略（支持国家或核政策）和战术（支持局部或常规战斗行动）的年代，ISR 也被如此割裂自然不足为奇。战争被理所当然地分割为战略层次和战术层次，并进一步人为地（且错误地）同义为平台层次和武器层次。这种人为分割 ISR 导致三种后果。首先，它将所谓的战略 ISR 边缘化，认为战略 ISR 同战术军事行动没有关联；其次，ISR 使命被看作是支持行动；第三，在所谓的战术层面上，它敲入一个楔块，把 ISR 一分为二，一侧是情报，另一侧是监视与侦察。在战术上，小组情报人员依据情报产品，给出背景信息简报。监视和侦察人员整理出相关的、具有即时价值的更新信息，以原始的形式上报；因其原始，故不称情报，而美其名曰“战斗信息”。

雷达对空域的监视是最典型的劳动分工，体现了工业时代以生产任务划分组织结构的做法。监视从使用地面雷达开始，飞跃发展为用于越战的 EC-121“警戒星”，再演进为 E-3“哨兵”空中预警控制系统，雷达早期预警机能确定敌机的方位，向友军发出威胁警告，并派遣友方战斗机升空接战。把从雷达监视捡拾的零星信息整理成情报并加以应用，这个过程称为“空战管理”，它帮助飞行员加强局势感知，使他们能够提前计划部署何种战术。空战管理是战术层次的决策过程，其流通媒介是情报。

不以功能（情报），而用更狭义的用途（空战管理）对雷达监视的信息产品进行分类，会产生两种作用。第一，按用途分类的做法忽视空中人员对信息的处理和解释，而此二者原本是确定信息相关性的固有功能；情报收集人员既然不做情报分析，其中有些人也就不视之为情报。第二，忽视这一核心功能的后果是，增加了信息之其他潜在用途被忽略的可能性。换言之，工业时代的模式制造出人为的区分，把情报的“目的”同监视和侦察搜集必要数据的“方式”隔离开来。

冷战时期又加上一个使局面更加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冷战冲突的战略性质，而且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整体单一的、其行动是可预见的，这对情报战线而言简直是一种“奢侈”。冷战的早期年代过后，战略监视和侦察大体上定期按固定路线飞行。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对手情报知识库，我们知道这位对手住在哪里，也知道他准备如何和我们作战。战略监视和侦察使命的相对静止性质，形成了情报作为战略用途的看法。对于战术空中力量来说，给空战人员的情报就局限于提供一份任务前的简况介绍。直接的、战术战局的最新情况，必须由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的空中人员自己获取；他们驾机侦察，所以他们是行动者（operators）。

从体制思维上分析飞行的重要性，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极其必要。在像空军这样庞大的机构中，组织的惯性思维非常强大。冷战的分离主义把情报定性为战略支援，而把监视和侦察定性为战术行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种全组织的偏见固定为理所当然。空军人员在着装上和在哪里执行任务的区别，胜过了情报、监视和侦察之间固有的、功能上的联系。

ISR 就是作战行动 ISR 代表同步和整合

情报的性质并无新意。早在公元前 500 多年，孙子就在“孙子兵法”中详尽阐明其重要性。同样，侦察的历史也和战争一样的久远：“很难想象，最早打仗的交战双方，不管他们可能是谁，会在不试图掌握对方一些能力的情况下，就着手开打。”¹⁶ 在工业时代的战场上，我们需派出侦察小分队向指挥官报告他们所看到的“山那边”的敌情。空中侦察从一开始就侧重在效果上，1794 年法国使用气球对奥地利进行空中侦察，气球不仅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据说还挫伤了奥地利军队的士气。

相对而言，只有“监视”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术语，它开始大行其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候，间接炮火攻击证明对很多战斗必不可少。准确而及时的侦察并持续一段时间 — 也就是监视 — 对于锁定指挥官视线以外的目标非常必要。飞机和无线电通讯的结合产生有效的监视，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原始核心使命的一部分。从这种结合中，我们也看到情报的目的（使命）和搜集情报所使用的监视和侦察手段（战术）之间出现文化认知区别的根源。

技术能促进方式和目的的结合。情报同监视及侦察之间的固有联系仍然是通过分析。监视和侦察搜集到的情报为 ISR 整合体提供信息输入，情报则是其有形的输出。当情报需求很简单时，或者当信息处理过程自动化程度提高到无需专业分析或解释就能辨识时，对这个固有联系的性质的认识就出现混淆。以目前流行的空中全动态影像（FMV）为例，它提供的情报是自战争问世以来地面指挥官就梦寐以求的 — 直接看得见山那边敌人一举一动的能力。由于简单的 FMV 监视就能满足情报的需要，于是当我们不需专门的情报分析和情报生产过程时，就很容易将之误解为独立的监视能力。而其实，它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情报周期，只不过各道工序是在平行展开，而不是像工业时代战争所常见的顺序执行。在这种误解中，我们失去了概念，不知道需要多少全源情报分析使 FMV 能力达到适度，何种程度的自动化处理可提供格式化的数据流，什么样的传送结构可完美发送信息，使未经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出其中的重要性。

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使用的气球侦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飞机为炮火定位的做法，可能确立了情报支持（参谋）同侦察和监视行动（飞行器）之间文化认知区别的基础。现实冲突中的 FMV 则是近似的例子。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文化认知区别，是把空中早期预警和情报努力分开的结果，这是将人员和平台有意混淆的典型示例。在此示例中，人员指的是空战管理官空军特种代码 13B（军官）和1A4（士官士兵）；平台是 E-3 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AWACS）及 E-8 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将多种目的结合起来。空中早期预警（如 E-3 AWACS）和地面早期预警（如 E-8 JSTARS）都属于监视使命范畴，二者都是空战管理（ABM）的子集，而 ABM 又是指挥和控制（C2）的子集。

就像 ISR 一样，C2 是保证作战行动取得成效所必须的基础行动功能。C2 是目的（追求），空战管理是方式（方法/战术），雷达监视是手段（传感器/系统）。套用到 ISR 就是：情报是目的，监视和侦察是方式，雷达是手段。这种观点清楚地表明，态势感知是维系所有元素的共同主线。有效的 C2 必须基于由监视提供的、有关敌人空中和地面形势的准确和最新的情报。换言之，空战管理官解读监视数据，使数据产生意义，亦即理解出情报中的价值，以 C2 为目的。

虽然划分监视和侦察的区别方法很多，我们讨论的所有例子都显示，二者都是搜集数据的手段；从这些数据中，我们通过分析与归纳得出情报；这种情报为决策提供依据，无论决策者是地面指挥官、空战管理官、夺取制空权作战指挥官、或是总司令。

ISR 具有跨领域性
ISR 重在能力和效果，而非人员、平台和文化

实现 ISR 固有的不可分割性的主要障碍，是国防部在国防预算内把 ISR 项目拆分为若干部分进行集体管理的方式，这种预算过程充其量可说成是“拜占庭式的”（编注：此词为贬义，意为错综复杂的、死板的，甚至暗中操作的）。空军优化 ISR 管理的努力难以得到充分认可。影响这种认可的误导性提问很多，他们不仅提问在“何处”管，推崇分割 ISR 的人还经常责问“由谁”管和“如何”管。比如：谁来改善决策者对态势的感知? 信息如何流动? 谁占有或控制这个系统或资产? 这个系统或资产如何获得资金?

根据先前讨论的原则，空军应该用基于能力和效果的方式有效地管理 ISR。莫斯利上将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设立空军情监侦副参谋长（Air Staff A2）这个职位，即把 ISR 作为贯穿整个空军的组织结构，把主管这项作战行动的负责人提升到副参谋长等级。把 ISR 整合起来由一位军种副参谋长主管的做法，也符合 2006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的战略指导方针，此报告指示：每个“部门都要围绕联合作战能力来重新组合调整各项程序”。¹⁷ 作为基于能力的结构，它要求ISR 的效果和能力，连同其所有行动 — 从计划、编程、获得、到使用 — 必须有助于推动和影响能满足联合决策者需要的种种努力。有效的 ISR 显然不能单靠平台的数量，或资金的多少来推动。

而作为基于项目的结构，它往往由于过分关注项目的最优化，而错失整合、分析和解释对作战执行者和决策者都具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大多数美军的战斗机都装备某种传感器，但几乎所有潜在的 ISR 数据都在驾驶舱中被束之高阁。在国防部目前以项目为中心的预算方式中，普遍的做法是注意力过于狭窄，它只注重个体平台、传感器和系统的优化。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我们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目前的环境中，假如 AC-130 重型攻击机项目负责人把项目资金用于将飞机上传感器数据同全球信息栅格作无缝衔接，却不会因此提高攻击目标的效率，那么这项资金花费又有何益? 还有，如果情报部门把一笔资金拨给超出其控制之外的项目，明知此资金可能会被挪作他用，为什么还要划拨这笔资金?

在转而采取基于能力的结构之后，我们将谋求把空军的 ISR 能力同联合作战领域的相关要求挂钩，以弥合空军目前在ISR上的认知裂痕。正如此前就全动态影像和太空早期预警所做的讨论， 人为地区分ISR，会混淆“谁”完成整个过程，此过程实现“什么”效果。在正确判断情报的效果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位 14N 级的空军特种专业军官或 1NX 级专业士官的参与。

可以举一个向战斗中飞行员提供紧急威胁警报的示例来说明这一点。一位空军情报员，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无论是在空战指挥中心，还是在联队行动中心，都可以处理并分析收到的信息，辨识对正在执行的任务所构成的威胁，并通过各种 C2 节点把此情报传送给受到威胁的飞行员。这个过程我们能做到，只是它麻烦、耗时，因而不会获得广泛的成功。当 RC-135 铆缝电子侦听机机组人员传发紧急威胁预警时，我们更经常使用的是这套过程的优化版。战斗机上的接收器搜集有关周围环境中各种电子信号数据；机载系统对这些数据直接进行处理，生成有用的信息；机组人员直接解读哪些信息反映出威胁并需采取行动。在此过程中，专业分析人员和传送人员已经无关紧要，而效果是作战中的飞行员提高了对态势的感知，因为输入了及时、准确、相关的情报。

这个过程还有更简洁的版本：在飞机上配备雷达、雷达预警接收器、以及能搜集、处理和解读多种威胁的其它系统，这些系统不受外界干涉，由机组人员自行判定应对哪些输入情报采取响应行动。虽然雷达预警接收器精确度和准确性上可能不如那些专门的信号情报分析技术，但在面临威胁必须紧急反应的形势下，情报的及时性更为重要，值得我们接受误差产生的更大风险。这些系统的发展和程序化中纳入了大量无形的 ISR，允许飞行员对收到的情报直接作出最后解读，并见机行事。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飞行员对态势的更快感知，都来自基于侦察、监视，或二者兼具的情报。

飞行计划

情报、监视和侦察之间的分界线产生于历史和机构的偏见。今天，我们采用效基作战方法和联合武装无人飞机系统作战，都需要思维方式和组织结构的转型。美国海军几年前实现了这个转型。潜水艇一直扮演猎潜角色 — 是武装化的 ISR 平台。相较而言，反潜机平台一直只是执行 ISR。潜艇作为一种隐身偷袭兵器，是世界上最难发现的东西之一。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潜作战中经历多次惨痛教训，才意识到如果打击链不十分靠近，发现和击沉潜艇的几率就会急剧下降。今天追剿恐怖分子的情景也是一样，追剿行动将持续到未来的空战，我们将面临敌人的武装无人飞机系统和隐形飞机。¹⁸

我们的空军必须接纳跨领域的 ISR，把它作为空军的一项能促进及优化所有其它使命效果的主要使命。在信息时代，从监视和侦察中获取的情报对其本身也有效果。我们必须对组织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变革，才能充分认识 ISR 所有的效果。

ISR 是一个使命系列，其重要性和空军的其它使命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再把 ISR 看作是作战支援。ISR 本身就是作战行动，是空军各种作战行动的基础。

ISR 的关键在于发挥合力。整合和同步，将使三位一体的 ISR的整体效果远远超过一分为三的 ISR 的潜力。情报之生成所需的全部数据和信息都来自侦察和监视的搜集，反过来说，监视和侦察的唯一目的就是搜集数据和信息，以生成所需情报。

ISR 关注的是知识，无论 ISR 的效果在哪个领域（向、从、在或经由哪个领域），亦无论是谁生成或得到此知识。我们必须从能力和效果的角度审视 ISR。ISR 事关决策优势 — 而非平台、传感器、或空军的特殊专业职能。美国军方必须确保以战略来指导预算的规划并为之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用一个连贯的跨领域 ISR 战略来支持预算决策。

推动 ISR 的这些不可分割原则，首先要从作战准则开始。准则就是把有关作战指导原则的基本信念归纳为文件。由此可见，本文讨论的 ISR 不可分割原则，事实上就是空军为 ISR 制定的准则，应当被纳入空军 2003 年 11 月 17 日颁布的准则文件 AFDD 1《基本作战准则》之中，这份基本准则文件目前并没有从整体上给 ISR 下定义。因此，此版本已经落后于联合作战准则和空军最近颁布的 AFDD 2-9《情监侦作战》。

ISR 的性质虽没改变，但其特征已发生变化。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改造今天，以控制尚待演变的行动环境，对抗尚未长成的敌人。

空军 ISR 的改革正在进行中。负责 ISR 的空军副参谋长正为整个空军制定统一的 ISR 战略，这个战略将连接目的、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升 ISR 能力在天空、太空和网空的协同效应，超越我们现有的项目规划。这项努力将需要三个以上的预算周期，才能打破目前将我们捆绑于由系统、平台和项目构成的陈旧文化的计划束缚。它的区别是孕育“JSTARS 的子孙”（配备改进功能传感器的略加改良的飞机），还是构建“监视的未来”（一种无缝整合的以网络为中心的搜集能力）。

在运用层次上，我们就 ISR 向联合功能司令部提供了全球 ISR 行动概念的核心，它反映出 ISR 作战行动的优化整合，覆盖有人或无人操作飞机，跨越天空、海上、陆地、太空和网空等所有领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作战司令官提供一个基础，使之能以整体和联合的方式运用 ISR。为使这种方法在空军内部形成制度化，为发展和实施统一的、整体的 ISR 战术，技术和程序，空军正在内华达州的奈利斯空军基地（Nellis AFB）组建一个“ISR 卓越中心”。
分拆 ISR 的能力会造成效率低下，增加作战行动及战术、技术和程序概念的繁复和重叠，导致各种过程无法同步。能力中心 — 即卓越中心 — 将致力开发更有效的途径来连贯和有效地展现统一的 ISR 能力，同时将 ISR 能力最大化。

例如，空军参谋长最近命令将空军的分布式共同地面系统 — 全球第一个网络中心武器系统 — 重组为一个空军联队。此前五个主要系统节点隶属于三个不同的一级司令部，现在的第 480 情报联队将负责汇总空军所有空中 ISR 的处理、利用和分发传送。

工业时代战争的样式，是将作战行动界定为击中目标，重点在损耗敌人数量。因此，空军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着重提高精确性 — 运用必要的技术、战术、技能和程序，准确打击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而在信息时代，作战行动侧重的是效果。九十年代见证了这种演变，打击链的形成就是最好的说明，在以发现、锁定、跟踪、瞄准、交战、评估组成的这个打击链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行动属于 ISR 范畴，而且瞄准和交战这两个步骤越来越趋于非动能打击化。知识产生力量，美军的不对称 ISR 能力可以完全依靠自身来达成效果。

这就是 ISR 演变后的特征。在现代战争中，打击链中的发现和锁定这两个环节，要远比交战这个环节困难得多，对动能打击行动而言尤其如此。美国空军在 2007 年 7 月 17 日首次颁布的作战准则文件 AFDD 2-9《情监侦作战》，反映了这种演变后的特征。文件的标题言简意赅，直言“情监侦”就是“作战”。空军并非出于自身需要将 ISR 三者捆绑到一起，AFDD 2-9 是依照联合作战准则的精神，采用的是联合作战准则 JP 1-02 中对 ISR 的定义。¹⁴

当前我们为 ISR 投入的努力，构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各种作战行动的绝大部分。这些行动涵盖发现敌人、摧毁敌方网络和意图、用武器和其它手段打击敌人目标、以及打击后的效果评估。在伊拉克，为了消灭扎卡维，“捕食者”无人飞机执行了600 多个小时的侦察和监视行动，为 F-16 战斗机提供了充足情报，遂以大约 10 分钟时间完成动能打击行动。

单一平台实施打击链全部过程的情况，已越来越多见。通常用于攻击行动的战斗机，现在装备了精良的传感设备，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感器接收的数据能通过网络传给其它人，把数据变成可执行行动的情报。追踪和打击组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配备武器的无人飞机系统。事实上，对扎卡维实施的袭击就有配备武器的“捕食者”参与，尽管最后是由一架 F-16 执行了精确打击。美国空军的无人飞机系统的操作人员能力极强，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心应手地完成打击链的任务，只是空军内部的亚文化并不乐见使用所谓的传感平台发动攻击。相较而言，美国海军提供了一个不同文化角度的例子。¹⁵ 在反潜作战中，或许出于对目标即刻打击的传统需要，海军为有人驾驶的 ISR 平台配置武器，他们在 P-3“猎户星座”反潜机上装备 AGM-65“小牛”空地导弹和 AGM-84“鱼叉”空舰导弹。

ISR 是效基作战方法的关键。没有良好的情报，就无法准确地预测对敌人系统发动行动的效果；没有详尽的监视和侦察，也无法评估行动完成后的效果。效基作战方法（EBAO）和效基作战评估（EBA）对情报的要求，比传统上以杀伤和耗损为基础的“数豆子”统计模式的要求更高得多。EBAO/EBA 需要的情报细节不断增加，使重点侦察和持久监视越发重要。

正如 ISR 不可以使命来分割一样，ISR 也不可按领域来分离，如果分离，势必减弱其效果。不妨引用莫斯利上将的断言：ISR 是“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基础”。ISR 是空军中最主要的使命领域之一，真正贯穿所有领域，影响到几乎所有其它使命领域。天空、太空、网空和地面的 ISR 能力要按作战需要调适，体现灵活性、响应性、多功能性和机动性，满足不断流动的全球任务部署的艰巨要求。

我们使用监视和侦察中搜集的信息，通过探索和分析转化为情报，用于制定战略、政策和军事计划，开展和执行军事行动，指导规划和获取未来能力，保护、防止和战胜企图破坏美国和美国利益的威胁和侵略。本质上，空军的 ISR 行动并非具有内在的战略性、作战性和战术性之分，它就是搜集信息、提供知识、满足战争不同层次的需要。ISR 行动贯穿于所有领域，实施于和平、战争和解决冲突的整个军事行动中。

如今，空军的 ISR 正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表现在基于效果的各种应用中，而不仅仅为满足需要而渐进。把 ISR 效基应用视为一场革命，此观点意在表明，空军的情报作战行动起着全球性的数据桥梁作用，连接着所有领域和作战资源。当然，要取得真正高效的 ISR 效果，需要将天空、太空、网空搜集的信息整合到全球信息栅格中。但即使是 ISR 在现代战争中展示出的重要性，已足以使之成为一个跨领域的作战空间。每个人都想从这个快速成长的热门领域分出一快，即使那些承认 ISR 使命不可分割的人，也倾向于在组织结构上将 ISR 按领域划分。实际上，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意图占有 ISR 使命中在自己管辖领域中运作和出入的那一部分。

太空和网空领域印证了这种现象。当空军太空司令部 1982 年作为一级司令部组建后，就接管了 ISR 在太空领域中的部分控制。该司令部的核心使命包括太空监视和早期预警。从领域中性化或跨领域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使命都是监视。太空监视涉及的是从地面对太空进行监视 — 包括卫星和碎片。早期预警则是从太空对太空和地面进行监视，主要是对弹道导弹发射发出预警。在这两种情景中，我们开展监视，目的是获得态势感知，填补情报中的缺失。如果合并方式、手段和结果，将在不同领域之间、司令部之间、专业领域之间以及信息渠道等方面，产生障碍和对立，最终削弱 ISR 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今天，有些人把类似的逻辑套用到刚组建的空军网空司令部，而且更加极端。这些人提倡将所有的空军 ISR 归并到这个新的司令部之下。由于情报部门为大部分的 ISR 能力提供资金，这一举措将以最少的成本迅速扩充这个一级司令部的组织图。但是，这种思维方式错失了一种事实，那就是，虽然我们也在网空领域开展空军 ISR 的部分使命，但这些部分并不比我们在天空、太空和地面领域的使命更加重要。

在空军的 ISR 使命中，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域能够，或者应该占垄断地位。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天空、太空和网空中飞行和战斗，但不会将 ISR 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媒介或载体。一个领域的 ISR 能力同另一个领域 ISR 的作用互补，如果要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我们必须以完全协同的方式开展信息利用。这也是我们新近成立贯穿整个空军的空军情监侦局（Air Force ISR Agency）、及把将过去向一级司令官报告改为向空军副参谋长报告 ISR 的主要原因。

ISR 对决策优势的效用﹐决定了它的有效性，因此它起着平衡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可访性的作用。按领域管辖 ISR 的做法属于烟囱式竖向结构，会产生不必要的重叠和对立，迫使各组织之间进行盘绕式的协调和交叉核对，才能弥补这种人为分离情报圈所导致的功能失常。毕竟，决策者注重的是情报的内容；至于情报由何处搜集而来，是从地面、空中、太空或网空，还是对地面、天空、太空或网空，则无关紧要。ISR 是一项作战行动使命，同所有军兵种和指挥部的其它作战行动相互依存，且跨越所有领域。

为进一步推行此原则，我的空军 ISR 计划将包括在国家空天情报中心组建一个卓越分析中心，将天空、太空和网空分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沟通后方节点，以具体体现不可分割的 ISR 的跨领域原则。同样，锁定目标是一项公认的空军情报分析能力，目前由分布在各大司令部的专业人才组成。我将向空军参谋长建议组建一个空军目标处理卓越中心，以加强空军作为国防部内目标处理中心的地位，提供统一的联系点，通过整合专业人才来强化这个专业领域。

二十一世纪的变革以大幅度和高速度为基本特征。信息时代的世界日益交织紧密，全球范围发生的任何危机，能在瞬间传遍世界，从而导致危机闪点的临界温度更低，发生差错的几率更高。同信息时代的任何其它方面一样，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无常局势中，惟比对手更快创造和掌握知识先机者能取得胜利。战胜这个挑战需要转变冷战思维，不再把 ISR 作为一项作战支援功能，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全新概念。ISR 或许将成为实现我们国家安全目的的最主要使命。因此，我们应更恰当地把 ISR 看作是实现有效国家安全政策、行动设计、计划和实施的关键整合因素。这需要调整概念和程序，将 ISR 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分配、计划和运用。这样做将充分发挥 ISR 的巨大合力优势，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历；它将使 ISR — 和美国空军显见的优势一样 — 成为美国的一项不对称优势。
注释：
　

1. 空中力量的不可分割性是空军部长白皮书《The Air Force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Global Reach—Global Power》（空军和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到达、全球力量）中不言自明的论据。参看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ir Force, June 1990。
2. 林肯总统著名的“House Divided Speech”（家不可分演说），参看 Springfield, IL, 16 June 1858, Abraham Lincoln Online, http://showcase.netins.net/web/creative/lincoln/speeches/house.htm.
3. 同上。
4. Rich Haver, “Why ISR? The Significance of an AF DCS for ISR” [为什么 ISR？设立空军情监侦参谋长一职的重要意义], (prepared comments for the 55th Wing ISR Symposium, Omaha Hilton, 24 May 2007).
5. Joint Publication (JP)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联合作战准则文件 JP 1-02：国防部军事词典和术语],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17 October 2007), 271,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1_02.pdf.
6. 同上 5 页。
7. 同上 163 页。
8. 同上 392 页。
9. 同上 268 页。
10.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AFDD) 1, Air Force Basic Doctrine [空军准则文件 AFDD1：空军基本准则], 17 November 2003, 54, https://www.hqafdc.maxwell.af.mil/afdcprivateweb/AFDD_Page_HTML/Doctrine_Docs/afdd1.pdf.
11. JP 1-02：国防部军事词典和术语，525 页。
12. David Jordan, “Surveillance and Target Acquisition” [监视和目标捕获],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 ed. Richard Holm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87–88.
13. JP 1-02：国防部军事词典和术语，453 页。
14. 参看同上 271 页。相反，RSTA（侦察、监视和目标捕获）提出例证显示非联合术语如何阻塞有成效的对话；而目标捕获只不过是具体的情报产品或结果，其本身并非使命。
15. 美国战舰“密苏里”号和“威斯康辛”号 57% 的交战目标由无人空中系统从空中发现。参看以上 David Jordan《监视和目标捕获》887–788 页。
16. David Jordan, “Reconnaissance/Reconnoiter” [侦察和搜索], in Oxford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 760–61.
17. 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6 February 2006), 68,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QDR20060203.pdf.
18. 同以上第4 项。

作者简介：

大卫·德普图拉，美国空军中将（Lt Gen David A. Deptula），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士、理硕士；国家战争学院理硕士。现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美国空军总部负责情报监视侦察的副参谋长。德普图拉中将是维吉尼亚大学优秀毕业生，并结业于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拥有超过 3,000 小时的飞行经验（400 小时战斗飞行），多次受命担任战斗机作战指挥职位。他曾数次参与重大联合应急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与领导经验。德普图拉中将曾两次担任某联合特遣部队司令官、某联合部队空中力量司令官及某合成空中作战中心指挥官，并曾于“沙漠风暴作战”期间担任空中战役的首席攻击策划官。他曾出席两个国会委员会：武装力量作用与使命委员会和国家防务委员会，承担规划美国未来国防态势的责任。在担任现职之前，他是太平洋地区“乔治•肯尼上将（General George C. Kenney）作战总部”司令官。德普图拉中将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战斗机武器学校、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武装力量参谋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毕业生。

格雷·布朗，美国空军少校（Maj R. Greg Brown）， 俄克拉荷马大学文学士；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理硕士；空军理工学院理硕士；高级空天研究学院理硕士。现在华盛顿特区担任辅助美国空军总部情报监视侦察副参谋长的情监侦战略官。布朗少校是俄克拉荷马大学优秀毕业生，并被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委任为军官。他曾担任 B-1B 正规训练部队的情报主任、某混编联队及支持“南方守望作战”暂编联队情报武器官、及美国空军武器学校教官，并曾两度在空军参谋部服务。布朗少校在“持久自由作战”期间部署担任合成空中作战中心的情报责任官，并于“伊拉克自由作战”主要战斗行动结束后旋即担任空军本军种部队情报副主任。他是第 609 空中情报中队作战主任，以及第 547 情报中队指挥官候选人。布朗少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空军武器学校、空军理工学院和高级空天研究学院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