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美国第18空降军是美国陆军转型的最理想的先锋。对第18空降军的转型旨在对现有部队进行规划和编制，将专门的模块化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即插即用型”的联合指挥与控制结构，例如构想中的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这给美国陆军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设适应性强的部队的机会。
一、概述
战争使军队发生转型。战斗加速了这种转型，使其从一种学术的辩论和对未来的无休止的推测变为一种实际的、注重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赋予新的战斗编队新的作战能力的途径。在战争中，转型意味着保留那些仍然有用的装备和作战手段，同时引进那些能够促成胜利的新的技术、战术和组织形式。和平时期的训练几乎不可能复制出真实的地面战争环境——不明朗的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而且最重要的还有恐惧、杀戮和极度的疲惫。对于陆军来说，转型的最佳方法就是平行进化法，此方法将当今的新技术引入战斗编队，并探究部队在作战时对它们的实际利用情况。对于正在进行的武装冲突，这种方法比那些脱离战场环境、通过撰写缺乏灵活性的作战需求文件来预测未来应用要好得多。
联合远征作战要求机动灵活的陆海空三军以各种方式紧密联合，而不仅仅是通过传感器和通信网络进行沟通。由于浸染在同一文化而产生的默契，类似特种作战思维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特质，对军事转型同样至关重要。另外，在联合轮换战备体系下的日常联合训练与行动对于联合远征作战的战备也十分重要。在要求来之能战的新战略环境下，陆军以任务为导向的合成部队必须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他所需要的作战能力，主要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生存能力强、机动灵活且具有精确的毁伤性火力的装甲战车。
第18空降军似乎是陆军转型的最理想的先锋。对第18空降军现有部队进行规划和编制，旨在将专门的模块化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即插即用型的联合指挥与控制结构，例如构想中的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这给陆军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设适应性强的部队的机会。
美国陆军进行转型的战略目的何在华盛顿中将的大陆军是一支可随时作战的军事力量——只要它存在，新生的美国就在。温菲尔德·斯科特少将的陆军是为了攻占墨西哥城而仓促建立起来的一支远征军。格兰特中将动员大批陆军是为了适应消耗战，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摧毁南部同盟。马歇尔上将的工业时代陆军集中致力于击败日本和德国，而极少作它用。
在西点军校2002届学员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布什总统对陆军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国内以有效的军事与民事力量的结合保卫美国，在敌国的领土上以现役陆海空军打击并消灭敌人。这一战略要求地面部队不仅能够快速部署，还要具有进行武装侦察、将敌军驱赶入我军打击力量的杀伤区域内并予以歼灭的能力。对陆军的任何新的部队规划都必须建立在这样战略的前提之上，即陆军战斗单位的组织是为了进行全球联合远征战争，而空、海军则遂行战役和战术性机动和打击。
二、最近战斗中的经验教训
对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进行的地面作战进行思考，有益于新型部队规划。那么这些作战行动给未来陆军的部队规划带来了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冷战后目标的新特点——时间间隔为30秒到2分钟——要求机动部队和打击部队在联合作战框架下通过网络化的传感器和通讯系统进行有效的联合，从而使陆军部队尽快地利用它们所了解到的东西。
第二，大量的网络化信息不能代替杀伤力和内在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在近距离作战中。完全的战场感知是危险的幻想。士兵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所处的战场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短时间内有价值。战术层面的突袭将持续存在。即使在现在这个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空袭的时代，地雷、枪榴弹、机枪、迫击炮、化学制剂、铁丝网以及防空系统对于防范地面部队仍将有效。装甲防护至关重要。
第三，在摩加迪沙的街头以及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上空所获得的经验告诉我们，严酷的天气、防空系统、复杂的地形以及城市环境仍然能将战斗变为近身搏斗。科技在近身搏斗中有其局限性。在辨认某人是肩扛枪榴弹发射器的敌军还是肩扛耙子的非战斗人员时，人工智能、载人侦察以及经验丰富的地面士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封闭的地形中。要想在21世纪令人迷惑的近距离作战中有所作为，需要对士兵们进行训练，使其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
第四，各级部门加速的反应和决策循环对搜索与杀伤敌人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一个相对扁平的联合指挥机构内部进行有效的联合，才能将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陆军地面部队结合起来，实施空基和海基的精确打击。由于受到信息过载和指挥层次过多的困扰，冷战式的指挥系统无法实现这种程度的联合。
第五，今天的营和旅无论作为作战单位还是战后安全行动单位都略嫌太小。人数在800人以上的加强营在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才能提供必要的威慑力。在基层减少管理开销，加强作战力量势在必行。另外，过去在师一级进行协调与执行的活动现在必须在低一级的层面进行。因此，对作战大队中健全的指挥与控制机构、以及联合C4ISR连接与运作能力的要求现在只有在师和军一级才能见到。
第六，部队的装备、人员、训练、组织以及其他重要方面都受到组织文化的塑造。忠于传统的陆军文化主要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仅作了细微的修改。这套文化不是仅仅实现网络化就能成为21世纪军队建设的制度基础。陆军的机械化是由机器取代马匹实现的，而不是用拖车将机器拖到战场上。在马匹的替换物到位之前，许多原先骑马的军官不得不离开。通过体系网络化实现部队集成，以补偿陆军在编制和条令上的先天不足，这种做法并不能叫做转型。转型的第一步必须加强部队中人的因素，然后让人来恰当地选择、修正、改进并应用技术。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中，组织变革，以及为应对冲突中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文化变革是关键的赋能器。
三、特种作战指明军事转型的方向
在阿富汗山区和伊拉克城市中进行的分散机动的战争对美军士兵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要求他们以拥有各种陆战武器的独立自足、组织紧密的小型战斗编队进行作战。由于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连长、排长、班长和每个士兵，这种作战方式对作战训练和战术纪律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驻地就应当按照这样的方式对部队进行组织，因为现实中要求他们接到命令后能够立刻部署并投入战斗。士兵们彼此间必须非常了解，从而能够在战斗的迷局中保持联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日常的联合作战训练将他们的行动统一起来，使用制式的、联合直接和非接触打击系统进行突击，从而接近并消灭敌人。最近的战斗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为了在整个伊拉克非接触环境中开展行动，需要对美国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陆军旅和第1陆战师的陆战团进行扩编。这就导致了旅战斗队的出现，旅战斗队人数为5000～7000人，拥有武装侦察、维护和作战能力，可以独立作战。他们所缺少的是师和军一级的C4ISR系统和武装侦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部队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增加，对于一个上校带领一群上尉参谋和两个少校的临时机构而言，指挥一个旅战斗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另外，这些临时编组的旅战斗队并不是专门的战斗模块。
在远征作战中，“模块”意味着独立作战。现有的师以下的团级编队没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这也是为何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对它们进行大规模加强的原因。因此，在考虑远征部队独立作战能力时，取代旅或师的新作战编队还必须考虑指挥、战斗能力和部队维持等因素。将现有的师级部队分割为小块并不能改变当前的战斗范式，也不能减少或取消那些没有必要的C2梯队，或是推进战役层面联合作战的严密无缝。加速旧有部队的转变并不能创立或替换成新的联合作战体系，该体系基于新的联合作战构想，将各军种的机动、打击、IISR以及维持能力融合在一起。
有鉴于此，陆军中新的指挥体系取消了不必要的指挥层级并使联合作战向下延伸。在级别高于现行的旅而低于现行的师的战斗编队中，由一名准将来指挥5000～5500人的作战机动大队。该准将配有一个参谋团队，其中包括一名副司令和一名参谋长，这两人都为上校。在这种战斗编队中，联合C4ISR系统的接口可以接入更低层次，战术和战役层次被压缩，结果是形成机动和打击能力在远比现在低得多的层次上的融合。这种做法还带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在陆军军官的晋升阶梯上取消了一些进阶，这使得上校和中校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接受联合作战教育，而这在现有的陆军军官发展模式下是无法实现的。这还增加了指挥官经历的广度，而这种广度在一个强调兵种知识的晋升体系中是不会得到鼓励的，因为这种体系只能使指挥官的经历变得更狭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将一名准将置于战术层面的指挥位置。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得到一些启示。
1944年6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准将与第一批登陆的步兵部队一起踏上了欧洲大陆。他是唯一一位在登陆日跟随第一波登陆部队到达的美国将军。他对美国登陆部队战果的影响证明，在远征作战环境下，在战术层面上任用将级军官具有重要意义。在得知先头攻击部队在犹他海岸登陆的位置比预定位置偏南了2000码时，罗斯福准将需要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他毫不犹豫地改变了作战计划。他奔走于连指挥官之间，告诉他们部队所处的确切位置。由于在他们登陆的位置没有遭到多少敌军抵抗，他指挥部队沿着一条新的路线向内陆挺进。“我在那片海滩上和堤道中来来回回走了不下20英里，”罗斯福回忆说。结果美国步兵很快地向内陆挺进了数英里，而在战前美军情报分析家认为，这一进度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奥马哈海滩上，由于现场没有将官，情况就要复杂的多，美军所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更大。
四、第18空降军的新作战范式
美军现在几乎能够迅速地确认地球表面任何地方的目标并对其实施准确打击。陆军作战部队只要将联合部队的打击能力与信息获取能力紧密结合起来，并且集中打击的力度，就有机会在任何地方制造出像1950年麦克阿瑟上将实施仁川登陆那样的战略冲击力。
联合远征部队如果采取即插即用型的联合指挥与控制体系，就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通过机动和打击迫使敌军从内部瓦解，而不必依靠破坏性巨大、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或使用大规模的军队。在联合远征作战中，战争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参加军事行动的陆、海、空军的规模，而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远征部队在联合作战框架下所发挥的影响力。
在全球反恐战争中，速度是战略上的必要条件，但抵达战区的作战部队必须具备杀伤力才能生存下来。倒退到德浪河谷之战那样，投入一支依靠空中力量生存的地面部队是没有意义的。部队编制的目标是建立以任务为导向的陆军地面部队的战斗力集合，快速摧毁敌对的或危险的政权，将武装干预产生的影响降到最小，并为繁荣民主的新社会的诞生提供坚强的后盾。这里所提出的作战机动大队(在《在炮火中转型》一书中有详细描述)就是时刻牢记这些使命的部队。作战机动大队应当具有将敌军驱赶入空军杀伤区域内的战斗力，或是能够系统地摧毁那些不利于空军实施打击的敌军。作战机动大队能够利用地面作战部队各兵种所能产生的一切综合优势和维持能力，同时利用空军的打击力量，在战后控制一个很大的区域。
作为拥有所有兵种的内聚式作战编队，作战机动大队能够在关键时刻进行大规模地面集结，同时又能够在联合部队内独立作战。通过与其他作战机动大队联合，能够执行那些以前由师或军来完成的复杂的综合任务。作战机动大队既可以减小编制以执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又可以通过加强来应对较大规模的事件，或是与其他战斗模块相结合来应对较大规模的事件。作战机动大队无需陆军高层次战斗梯队的支援就可以形成联合和互操作性。
这些战斗编队还可以在伊拉克行使警察的职能。英军采取这种做法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在阿尔斯特和塞浦路斯，每名士兵，不分专业，都拿着步枪行使安全职责。但这些任务并没有将英军永久地转变为一支警察部队。当这一任务完成后，战斗编队重新配备原来的作战装备，并回到原来的定位。通过单位人员配备和联合轮换战备制度，同样的方法在美军中也能够使用。
将美国陆军转型为以任务为导向的作战组合，使其能够像拼装玩具一样组合起来形成联合作战部队，这是使用新方式将机动与打击能力结合起来、对敌人实施更为复杂的威胁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在阿富汗和未来的冲突中，联合与联军部队的指挥官们应当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情况为这些专门的战斗力模块制定新的行动计划。特种作战部队已经在战术层面实现了这一点，为常规部队开辟了道路。下面的这个想定将说明战斗支队如何在机动分散的战争中实现集结。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模块建构法在战役方面的意义。假设北非、中东或西亚的某个反西方国家威胁要向在这一地区或欧洲的美军及其盟军发射巡航导弹或是战区弹道导弹。作为回应，总统和国防部长派遣一个航空母舰作战大队和一支陆战远征分队前往敌对国的近岸。一俟航空母舰作战大队和陆战远征分队就位，一支空军远征部队就从位于地中海中部的基地出发，对已确认的或疑似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所在地进行打击，并摧毁敌人所具有的任何防空力量。为保护港口并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战区联合部队司令要求使用以航空兵作战大队和轻型侦察打击大队加强的空降一空中突击大队。
我方制定出一个使用航空母舰作战大队和陆战远征分队的计划，试图夺取位于主要目标港口城市50公里以外的一个能够支持C-17和商用运输机机场的控制权。我方组织两个陆军步兵营进行空降以配合陆战远征分队夺取机场的行动。当陆军空降一空中突击大队抵达之后，夺取港口的行动就将开始。当港口在美军掌握之下后，陆军的漂浮海上预置装置就可以靠岸并迅速在内陆展开。一支先前部署好的联合支援部队迅速空投入战场，并从漂浮海上预置装置中获得装备物资，为随后到来的更大规模的远征地面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在后面阶段当军规模的陆军一陆战远征部队攻打敌军位于内陆的首都时，所有的这些部队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设在美国军舰“科罗纳多”号上。该海军舰船是联合部队在岸上和海上的指挥与控制部门所在地。开始阶段，在港口被美军和盟军安全掌握之前，可以由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指挥军事行动，然后联合部队司令做好挺进内陆的准备。这个代号为N日的军事行动从部署到大规模陆军和陆战队部队的到来共持续17天。
在今天这个危机和冲突可能随时发生的环境中，第18空降军必须能够从海外和美国本土各地的分散状态迅速调动起来，一刻不停地投入危机或地区冲突的发生地并发起进攻。这种快速反应需要部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要使作战部队能够随时受命参战，方法之一就是将新的部队兵员补充制度与新的训练和战备框架联系起来。在这个体系下，装备和士兵都知道自己何时应当准备应召参战。
由于联合部队司令预计夺取港口控制权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他要求在机场“预订”部署一支由航空兵特遣队和轻型侦察打击大队加强的陆军空中突击特遣队。轻型侦察打击大队是为“分散式机动性战争”而定制的，使用机动前置的感应器来为作战大队的毁伤性精确火力提供所需的掩护。其具备火力、机动性和装甲防护，可以将敌军驱赶到空中打击的杀伤区域之内。用轻型侦察打击大队的侦察机中队来加强空降一空中突击大队显著地提高了整个联军的战斗力。
尽管在行动初期UH-60的数量还比较有限，但空中突击步兵营带来了40辆机动战术运输车。其出众的越野机动性、低油耗和装甲防护能力，在向港口挺进以及随后的城市巷战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指挥下，组建了一支由C-17、C-5A和商用运输机组成的运输队。一俟陆战远征分队攻占机场，运输队就把相当于300架次C-17运输量的陆军远征部队运往冲突地区。
在行动早期，联合部队司令会将一个空中突击营留在后面而从轻型侦察打击支队中挑选一个侦察打击中队。这支特遣队将随同陆战远征分队一同从机场向港口进发，夺取下一阶段向内地挺进作战时所需的设施。攻人敌国夺取商用机场这一做法与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时代“靠近敌军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原因显而易见，敌军不愿对靠近大的人口中心的作战部队使用核生化武器。如果他们真的使用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C4I营以及联合部队支援队中还有防化兵部队。7000多人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控制着敌方最大的商用机场和海港，在敌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剩下的航空兵特遣队和空中突击营也已全部部署完毕。在几天之内，根据战略层面的决策，一支约25000人的联合远征地面部队和4000～5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抵达敌国的领土并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战役。
当机场处于安全控制之下以后，负责机动的副司令上岸建立其指挥所。最后，在他的指挥下，轻型侦察打击支队和海军陆战远征分队向内陆挺进，而早先部署的支援队和空降一空中突击支队则在副司令的指挥下保卫港口的安全以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副司令还要继续保持对内陆敌军的压迫。
五、结论
有效的部队规划和战术都是与武器和通信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日的威胁主要来自军备能力和军备扩散。许多国家都在发展超音速巡航导弹和精密的防空系统。幸运的是，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和昂贵，美国的大多数潜在敌人都没有能力负担和使用。这种情况在将来可能会发生改变。同时，主战坦克仍然是近距离作战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系统，在今后的许多年中仍将是如此，这一点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阿富汗得到了证明。主战坦克确实是近战中的大锤。但是当总统、国防部长或是战区司令需要螺丝起子时，大锤并不是最佳选择。这就是陆军地面部队为何需要拥有在各种环境下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陆军今天所需要的武器系统不能只是在计算机演示中所放的那些令人激动的图片。
在战火中转型是一个我们应当直面并接受而不应忽略与失去的机会。当前和未来战争的性质决定了第18空降军是引领陆军转型的最理想的选择。曾带领英国和盟国军队与日本皇军进行过残酷丛林战的威廉·斯利姆元帅55年前也曾经发过类似的感慨：
“分散作战，无论是由地形、缺乏补给还是敌军火力造成的，其要求只有两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初级指挥军官和坚强自立、体格强健、纪律严明的军队。未来陆地战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立刻找到这种随时准备以小规模、各自独立的战斗编队进行战斗的指挥官和士兵。”
西南亚还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的战争。在2001年秋天，使用本土军队一度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但要使任何一支阿富汗军队认真地与来自邻国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袭击作战，执行各种任务的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必须为将来意在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任何敌人的进攻性部队打下基础。美军地面部队不仅要成功地将敌人驱赶到美军打击力量的杀伤区域之内，还要控制那些最终影响政治决议的地区的事态发展。
总而言之，转型期的领导层与战时的领导层一样，要用幽默来驱走恐惧和失落，宽容士兵在体力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要藐视逆境，因为想不经过牺牲和反复就取得胜利只是一种幻想。结构上的变化将使冷战时的那种等级制的“战略、组织与直接领导”转变为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领导将变化看作是连续和必要的，并且能够认识到军人和平民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下都是军队变革的催化剂。
美军士兵掌握了战争的技巧；陆军掌握了科技。所缺少的就是一个能够利用新的契机的恰当的机制和作战领导哲学。
要打赢这场正在进行的地面战争，美军必须像1944年6月6日登陆日打败防线后面的德军时那样坚定而毫不手软地找出并消灭敌人。第18空降军拥有恰当的作战组织、战术、技术和装备组合，能够引领陆军的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赢得这场战争。
答案就是影响这场正在进行中的冲突，从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技术中明智地进行选择；并建立具有新型战斗力的新型组织。现在正是进一步完善那些将使军队发生转型的概念和方法的最佳时机，同时还要看到在今天还无法预见的未来科技的冲击下，今后20年地面战争所可能发生的更大的变化。
要真正做到注重战争实效，必须从了解敌人，以及认识武器和组织在特定战术背景下的相对威力开始。或者套用一下“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少将的说法，“战争中有一种比数字更强的力量”。（作者简介：道格拉斯·A·麦格雷戈，上校，美国国防大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打破方阵》(1997年版)和《在战火中转型》(2003年版)两部著作）
（南湘、李萌译自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物《防务时空》，肖石忠校）
（来源：《外国军事学术》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