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在撰写时，引用了一些来自官方公布和民间的研究资料，以及部分网友的观点，在此特郑重说明并致谢。
按：北京29届夏季奥运会结束了，正在进行的残奥会也即将拉上帷幕。我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关注一下那些利用奥运会大做文章的国内外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盘点他们处处掣肘的种种恶行和丑陋表演，恨得我们牙根都痒，其中尤以新疆“东突”恐怖分子为甚。今天，就让我们拿起枪和玫瑰，去看看躁动不安的新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东北隔阿尔泰山与蒙古为邻，西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首府乌鲁木齐，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1733万，区内聚居 47个民族，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口719万，被誉为“民族之窗”。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香甜的葡萄干和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曾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进入九十年代后，新疆自治区乘着“西部大开发”的浪潮，在国家种种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正日益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可让人遗憾的是，以“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疆独势力竟然逆时代而动，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做起了企图分裂国家和民族的黄粱美梦。其之愚蠢行径，可悲可耻可恨。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在怀柔治疆的同时，更要铁血反恐，尤其要反思我们在治疆问题上的得与失，彻底把“东突”消灭干净，还新疆人民和中华民族一个和谐的未来。
一、“东突”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
“东突”，即东突厥斯坦。突厥斯坦，词义是“突厥人的地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些中世纪的阿拉伯史书中，指的是“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到了18世纪，除了极少数情况外，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但在19世纪，随着沙俄帝国的扩张吞并中亚并且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这个词又被重新提出来，用于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如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1829年，俄国东方学家尼基、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状描述》一书中，首次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大概原因是因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属于突厥语系。而“东突”问题的出现，则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脱离不了关系。1883年至 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Din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争取独立。而“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主张把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则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国的新疆民族知识分子宣扬的蛊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
（一）“东突”是国外势力图谋分裂中国一手炮制的怪胎
历史上“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暴乱，都与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势力的插手分不开关系。英国殖民者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从南亚到南美，到处都有英国殖民者埋下的祸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国人插手的问题之一。此外俄国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国人自己也陷入国家民族分裂的泥潭中无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夫”。近代中国的羸弱，为外国势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间。如1933年，英国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制造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马仲英激战。前苏联支持盛世才击败了日本背景的马仲英，马则在败退南疆时击溃了这个“共和国”。最后由前苏联红军支持，盛世才又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独”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仅存在了三个月，但这是第一次公开打出分裂旗号，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紧接着前苏联大力发展自己在新疆的势力，直到盛世才和前苏联闹翻。苏德战争爆发后，前苏联丧失大片国土，盛世才才趁机和前苏联闹翻，并使用种种手段把前苏联人的势力赶出了新疆，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但随着苏德战场的态势朝着对前苏联有利的方向转化，前苏联又开始策划在新疆的卷土重来，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前苏联直接插手的结果。前苏联人首先是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共产主义，但得不到支持；后来便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推动泛突厥主义，试图控制新疆，制造第二个外蒙。前苏联为新疆的反对组织提供武器，进行人员训练，提供宣传基地等，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伊犁事变。但是，考虑到前苏联境内自己的民族问题，前苏联人并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随时可以卖给对手换来利益。其实这也是一切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分裂运动的下场。在前苏联的利益得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前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当然，前苏联人对新疆的控制，也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为“三区革命”，并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军。国际政治关系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便大量发放侨证，鼓动大量居民外逃至前苏联。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如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祖龙太也夫。在前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们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为前苏联人手中的棋子。很多当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后代，成了今天“东突”的重要力量源泉。今天，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指使者从前苏联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政要就曾多次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全面加强宣传力度。另外，在“东突”组织国际化的过程中，西欧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必美国光彩。比如“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个为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游说海外的流亡组织就是以德国慕尼黑作为他们的基地。
（二）“东突”有着深刻复杂的民族沙文主义背景
从我们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来看，“东突”并不是只有一小撮民族暴力分裂分子在兴风作浪，而是有着复杂的维吾尔族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作祟，这个深刻而复杂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就是恐怖分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当前，“东突”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喉舌正利用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编造种种谎言，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在有正常的历史知识的人看来，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而维吾尔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纪左右，在此之前汉朝已经对西域有过有效治理，论历史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若不是清军灭掉了准噶尔，维吾尔人恐怕还在蒙古人帐下当奴隶。连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盘上暂时称雄的时候，汉族人已经对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况维吾尔族本身与突厥是实际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维吾尔的祖先之一）遣5万骑协助唐军大破西突厥。只不过后来受了人家的影响，语言属于突厥语系而已。但就是这些一戳就破的分裂谎言，竟然通过披上“民族独立”的外衣，在一般维族群众、尤其是维族青年中占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一位在新疆代职的干部讲，在新疆，许多维吾尔人从小就培养孩子对汉族人的憎恨和仇视。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往往一出门就会迎来敌视的眼光，有时候过来故意撞你一下，用生硬的汉语或维语骂一句，喝醉了在街上耍酒疯，乱打人（当然是汉族）。甚至一些普通新疆人也敢肆无忌惮在在公开场合大喊“汉族都滚出去，汉族怎么不死完，杀光汉族人”。而围观的维族人有的叫好或打口哨，有的鼓掌，像这样的事情在新疆的大街小巷经常发生。有人也许以为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般无赖，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针对汉族。如果你大白天走在新疆喀什的大街上，有个四五岁的维族小孩向你抛石子或跑过来踢你一脚，你千万不要奇怪更不要发怒。否则，一些维吾尔人会将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侥幸能活着跑到派出所报案，他们还会教训你：谁叫你惹是生非？谁叫你不赶快跑？行了，悄悄回家养养吧！这种事情甚至可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发生在新疆的高等学校中。走在闹市区中，你经常会发现一些维吾尔族小男孩从你的背后明目张胆地拉开你的挎包，拿里面的钱财，同样你只能赶快拿紧包走人，否则，皮肉之苦在所难免！在对待汉族人的态度上，新疆相当一部分维旅人从上至下都有“汉维势不两立，新疆是维族人的，汉族使我们变的贫穷，汉族应该离开这里”的仇汉观念。一位叫买买提.帕丽旦的维族女大学生看完侵华日军“三光”暴行的书后，竟然笑着说“你们汉族人真多，这样杀都杀不完。”不知大家看过《突厥史》和《维吾尔人》这两本书吗，是维族人自己写的。在书上说什么维吾尔人是最优秀的，自古西域都是突厥民族的之类的痴语。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突厥人在隋唐时期才出现在阿勒泰山，巴尔喀什湖一带，西汉时期，汉中央政府设立西域和北庭都护府管理南北疆事务。这些都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央管辖，突厥只是外来民族。更何况，当时西域有几百个小国，何来只有突厥一个民族之说呢？现在，这两本充斥满纸谎言和骗局的书已成为新疆民族分裂分子歪曲历史、分裂祖国的“圣经”。可悲的是，目前，在恐怖分子的蛊惑下，一些普通维族群众竟然也蜕变为分裂分子的帮凶。某武警部队到于阗的农村抓暴力恐怖分子，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他很嚣张地说“你们今天别想出这个村子。”果然，部队到门口发现全村上百人都围过来了，并投掷石头，酒瓶等杂物。不得已，他们退回恐怖分子家里。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们只有32个人，用步话机向上级求援，期间也用维语喊话，并且朝天鸣枪，都无济于事。僵持了半小时，一个加强排赶到，但他们就是不后退，而且咄咄逼人。在把恐怖分子带到卡车上后，他们就在底下用石头砸车上的武警，有的人钢盔被砸掉，有的人脸被打出血来。而在阿克苏叛乱中，农村宗教势力和城市个体户竟然宣传杀一个汉人或者一个维奸（维族干部）就可以升天堂。结果连续发生5、6起看果园无辜汉族农民被杀事件。在新疆巴仁乡暴乱中，恐怖分子和相当一部分维族人肆意戗害殴打汉族人。只要汉族人敢在街上露面，过来就用枪打倒，然后拳打脚踢，折磨够了，再用刀捅死。县政府的两位办事人员，被残酷殴打后用铁丝绑在一起，关到一辆北京吉普车中活活烧死；有位汉族妇女，被轮奸后打个半死，脸上用刀划成棋盘状……在死了6名武警战士后，自治区的维族头头才最终同意这是反革命暴乱，军区才派部队和建设兵团的民兵进入该乡平暴。但在部队进行调查和拘捕行动时，又遇到了很大阻力，其中相当一部分阻力来自政府中的维族干部。明明匪徒就在该地区和部队周旋，可当地的维族人就是说没有，政府里的维族工作人员也不断推脱和阻挠部队的行动。有些村民甚至通风报信，掩护匪徒，提供食宿。其中匪徒还杀害了3名落单的解放军，3个人的手指头都被用斧头剁掉了，嘴用针缝上了，在身上还用针别着汉维两种语言“杀光汉人”的布条。当然不能否认在这期间，也有极少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为部队提供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哈萨克族牧民自发的追踪匪徒，并向部队汇报、指引，这伙匪徒最终被消灭殆尽。在于阗，80年代曾发生过“高旭事件”。当时在巡逻过程中，某部战士高旭误击一维族人至死，于是于阗城里的维族人疯狂了，见到汉族人就打，拿刀乱戳，并且冲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政府门前是个道口，被打死的人就被埋在那里，经过的汉族人先是一阵拳脚，然后非逼着要下跪，路过的解放军也不能例外。当时为了稳定局面，将高旭判无期。按照规定，这种案子要由兰州军区高院审判，但于阗中级法院却置规定和部队司法机关于不顾先行判决。部队很不服气，人都疯了，官和兵都想杀人，差点引起哗变。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新疆，从上层到基层，大部分维族人并不承认汉族在新疆的地位。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新疆人自己建设的网站，上面介绍的新疆民族根本没有汉族。本来上面还有新疆民族军的事情和图片，后来也被删掉了。
（三）“东突”已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国际恐怖集团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以欧美，中亚和西亚为基地，养精蓄锐，妄图卷土重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在国际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东突”势力开始恶性发展。应该说，历史上大多数的“东突”组织都是在国外，其活动分散且影响比较小。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东突”势力得到了发展机遇。原本一盘散沙的东突组织开始走向联合。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以前大家一提起“东突”，都知道与土耳其有直接关系，其实沙特也在背后支持，不要忘记本拉登是哪个国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兰运动”的总部。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有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曾有一个案子，起于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地毯出去卖，审查时发现主谋的维吾尔人身带40万元现款，由此引起重视。随后审出那个维吾尔人原是为一地下组织送款，因为一直没有接上头，自己的钱花光吃不上饭，才想偷地毯去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的，而是那人身上贴身就绑着40万元，睡觉都不取下，却在挨饿时宁愿冒险去偷也不从中花一分钱，可见忠诚到什么程度，也看出其组织的纪律严格到何种地步。这才是让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却能从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这样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比“9.11”更甚的恐怖事件也不是没有可能。看到这个案例，我们还能说“东突”组织还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吗？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东突”分裂势力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而科索沃战争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正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全面加强对新疆的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欧洲议会大厦举办研讨会，为新疆分裂势力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和平斗争”主张，从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而正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曾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厂，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枪支、弹药等。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了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处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内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内再次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此外，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大量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而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的战场上，也到处可以看见参加实战锻炼的维吾尔恐怖分子。如，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2000年8月又派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参与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集中营内，也有维族恐怖主义战俘的身影。在“东突”武装暴力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流出的武器和来自沙特的美元起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 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二、中国历史上的治疆策略
中国自汉代开始就对新疆地区行使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设安西都护府。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伊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鼓励维汉通婚，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至今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汉以后，无数的民族在此演绎了一系列兴衰的悲喜剧，其中有过突出影响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当汉朝与匈奴人角逐的时候，维吾尔族还不知道在何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民族，而其远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时还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羊。直至唐朝，突厥人才在新疆有了活动，可惜被唐帝国一战赶到了欧洲。现在，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土耳其就是当年一部分突厥人的后代。所以，土耳其才会不遗余力支持“东突”。清朝时期，鉴于活动在新疆的准噶尔部时时叛乱，乾隆一怒之下决心剿灭这股民族分裂势力，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最终使得准噶尔部“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后来清军又消灭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从实际意义上控制了新疆地区。自此，新疆真正彻底地被纳入中国版图。
（一）清代的大棒加胡萝卜
实事求是地讲，清朝对于西北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后来的历届中央政府（包括现在）。满清以骑射立国，入主中原后军事上长期奉行大陆防御政策，用兵重点则多着眼于西北、西南这两大战略方向。大西南暂且不论，仅就西北而言，该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就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内有蒙古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新疆回部（维族－大小和卓）等少数民族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武装割据和叛乱，外有素怀侵华阴谋的的沙皇俄国居心叵测、步步进逼。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北疆局势，统治重心偏北的清廷自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与压力——毫不夸张地讲，一旦新疆陷入敌手，则包括青藏、蒙古在内的整个北疆（乃至西南局部）都会有全局失控、通盘糜烂的可能性。而这不仅意味着国土的沦丧，更将直接动摇清朝国本，并严重破坏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自康熙以降历代清帝皆对西北局势保持了高压态势，并朝这一战略方向动员和投入了相当大的国家力量。其中以清乾隆年间治疆策略最具代表性。其总的统治方针可概括为十六字：“恩威兼施，剿抚并用，屯田戍边，因俗而治”。说白了，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具体表现为：1.重兵镇守。乾隆认识到，与新疆接壤的沙俄“生性卑鄙，兼怀谲诈”，因此必须派重兵守卫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才能有效扼止前者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其时，驻防新疆的伊犁将军，统领八旗官兵九千九百人，另有直辖绿营兵（称作“军标”）一千多人；当时清朝在新疆设绿营三镇，若每镇取中间数3000，则绿营军兵力亦在万人上下。而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清朝中期在新疆驻军最多时为二万三千人左右，与前述推算基本相同，这还仅是中央直辖的政府军。在新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服从官府差遣的武装屯民（系由戍边将士转型而来的半军事化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建设兵团），以及效忠清廷的少数民族武装（比如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戍守某些要地的维族部队等），而且这里头我们还未将负有边防警戒职责的当地居民都算上……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并相应派驻了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京师地区除外）的强大军力。如，满清对自家“龙兴之地”东北也是重点驻防，但当地的三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其麾下总兵力也不过4万余人（八旗序列）；而即便单纯从八旗军数量上来看，伊犁将军也仅次于关外三将军。此外，新疆驻军数量还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与乾隆帝当时颁布的一条规定有关——被发配至新疆等地屯田的犯人，只要努力生产，那么重犯五年为期，轻犯三年为期，即可释放为民，而且将其中的满洲旗人编入八旗兵，允许汉军旗人加入绿营……如此“添砖加瓦”的结果就是，距乾隆彻底平定新疆不过三四十年，到十九世纪初，清政府直辖的新疆戍边兵力（含附属人员）已超过十万（《剑桥中国晚清史》）。2.屯田安民。乾隆为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的长治久安计，在开发边疆、依托当地资源解决军费军粮的问题上花了大气力，下过大功夫，并取得很好的效果。清朝在新疆屯田主要集中在土壤肥沃，草场茂盛的天山以北地区，其中主要分（绿营）兵屯、（维吾尔族）回屯、（汉族）民屯、犯屯这四类，此外还有旗屯、商屯等方式作为补充。北疆屯田，一方面圆满地解决了驻防清军的军粮问题，一方面则借助鼓励移民开发新疆的方式，既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又部分缓解了当时内地日趋严峻的人口剧增压力，同时还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融合……尤其最后一条至为重要，因为正是靠着这种跨越了几个世纪“共同劳动，朝夕相处”所形成的各民族团结互助局面，才为后世历代中央政权比较牢固地保有这片广袤土地奠定了弥足珍贵的民众基础。3.铁腕平乱。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自乾隆平定新疆开始，历代清朝统治者对于当地反叛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镇压都毫不手软，决不姑息，甚至有时在后人看来都到了“残忍无道”的地步。单以乾隆年间为例，弘历晚年写了篇《十全记》为自已歌功颂德，把他领导的重大战争称为“十全武功”，他则自诩为“十全老人”。我们且不论这些战争究竟成败如何，但仅看这十大战争，居然有三次主战场都在新疆地区——“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从乾隆二十年（1755）决定用兵准噶尔开始，到二十四年（1759）十月迫使巴达克山汗交出回部匪酋霍集占的首级为止，清朝花去四年时间和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出动兵力不下五六万人，终于彻底灭掉盘踞伊犁、雄霸中亚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准噶尔部，完成了统一新疆的大业。在长年征战中，有鉴于当地少数民族（尤其厄鲁特蒙古各部）叛服无常，乾隆特许清军施行“大开杀戒”的铁血政策。据统计，厄鲁特蒙古四部原有20余万户60余万人口，但在战后余者仅剩十分之一，而被清军直接屠杀的却多达20万人（占十分之三）！甚至连受过乾隆皇封的厄鲁特四汗都很难幸免……其中一个被清军误杀，另两个因参与叛乱遭戮，惟有车凌汗所率杜尔伯特部与达什达瓦之妻所部始终忠于清朝，才勉强得以保全。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时，清军依然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清军在库车围城打援，一战就歼灭叛军上千人，连霍集占本人都被打伤；黑水河解围战中，清军又里应外合杀死叛军千人……如此几番惨烈交锋下来，曾拥数万之众的大小和卓身边竟只剩得6000叛匪，且人无斗志，一触即溃。最后，这些人见大势已去，大部投降了清军，而霍集占兄弟仅带领余党数百人逃往了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内）。但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穷寇莫追”的古训在乾隆看来并不适用于新疆平叛，他是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祛恶务尽。闻悉叛匪余部脱逃国外，乾隆急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大军陈兵巴达克山边界，摆出大举进攻的姿态，随时准备以武力索取叛军魁首——这是硬的手段；同时乾隆又采取高压外交手段，以大清皇帝敕谕的方式对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恩威并施——这是软的手腕。面对无可抗拒的中方强大压力，素勒坦沙只好于十月份交出霍集占首级，并说另一叛军头领波罗尼都的尸首已被人偷走，这样乾隆方才罢手。至此，新疆平叛之战以清军完胜而告终。4.因俗而治。乾隆在新疆民族地区推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采用了类似今天民族自治的阿奇木伯克制，来作为清政府在当地的权力机关。后来又根据实践效果加以改进，最终制定出了《回部善后事宜》作为清政府治理南疆的根本性纲领。主要内容包括：限制阿奇木伯克权力，相应提升驻疆大臣的权威；取消陋规（其实就是苛捐杂税）；确定赋役额数，平均赋役负担（其要点在于清政府通过清查人丁、编户入籍来掌握劳动力资源）；整顿选举（南疆各城属官出缺，阿奇木伯克亲戚子弟一律回避）；减少伯克随从（称“颜齐”）的数量；整顿贸易（命令内地商人不准与维族杂居争利）；规定礼仪，通过树立驻疆大臣的必要权威，来巩固清朝与新疆之间的中央、地方统属关系。以南疆为例，清廷按大小将31城分为三等，授各城城主品级（三品至五品不等），并使之享受内地八旗佐领同等的权利，连下面承办具体事务的小伯克，在觐见驻南疆各办事大臣都要“照官兵例”。其实，说白了就是沿用满清八旗军事化管理方式。5.高层重视。乾隆皇帝本人对于西北尤其新疆局势的高度关切，也构成了清朝这个封建帝国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乾隆深知精通各少数民族语言在政治斗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经过多年不辍的刻苦学习，再加上本人天资聪慧，最终乾隆达到了精通满、汉、蒙、藏、维五种语言文字的惊人地步，事实证明，这门“功夫”对维护满清统治和他的个人权威助力颇大。比如在决定用兵准噶尔前，乾隆与归降的蒙古王公交谈，讲的都是标准的蒙语，并因此掌握了大量敌情；平灭回部叛乱后，乾隆又开始学习维语，并很快达到能够不借助翻译就能同维族人直接交流的水平。而众所周知，平定新疆后乾隆还曾纳一维族女子为容妃（即民间所称“香妃”），并对其倍加宠爱，在生活上十分优待和照顾。这实际上反映出在保持军事高压的同时，乾隆对归顺清朝的维族上层也相应采取了“顺我者昌”的怀柔政策，进而以联姻的方式来巩固与其他民族的联合统治。清朝晚期虽然丧权辱国，但若不是这个朝代在国力鼎盛阶段锐意进取、开疆拓土，那么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将很可能不会有台湾，不会有内蒙，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甚至都不会有东北……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版图，是清朝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凭借自身力量争取和保持下来的，而非拜在此之前的某些朝代所赐。
（二）王震的铁血柔肠
王震，人称“王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率部解放新疆，后来主动向中央请命，将部下10万人集体转业，成立农垦兵团，亦兵亦工亦农，戍边西北，功不可没。其实，在王震之前还有一个“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军盛世才。其在新疆当政时期，如果有一个汉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维族聚居区，那么方圆5公里之内的维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牵连其中，后果往往是全部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这种情况虽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时，新疆民族势力确实不敢兴风作浪。与盛世才比起来，王震虽然也强调铁腕治疆，但针对的却只是少数恐怖分子。1.铁血反恐。对待新疆建设和普通维族群众，王震将军是满腔热忱；但在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干方面，却是毫不姑息。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屡屡发起骚乱。对此等屡教不改的顽固分裂分子，包括敢于包庇者，王震是绝对的铁血政策，其态度之强硬、下手之无情，令今天的维族分裂势力谈起也胆颤心惊。其时民间有很多传闻：其一，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官兵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其二，新疆的妈妈哄小孩，说：“乖，快别哭了，王胡子来了”。其三，对于少数抱着安拉不放，不听毛主席话的，王震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养一头猪，猪养大了还必须亲手宰杀，宰杀了还必须看着你吃下几块肉，否则，劳改。其四，新疆的少数人不服，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王胡子不执行，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说好啊，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拉下车，全部“突突”了。其五，战士值勤中遇到不讲理的维族老汉，枪走火杀了老汉，几百个维族人包围营房闹事，要求枪毙战士，胡子马上授意农垦兵团战士几千人带着各种武器（非热武器），乘着各种农用车，包围维族人，一场混战，从此维族人见着那个农垦兵团的人就躲，战士不久被保送军校。这些被民间演绎的传闻虽然失真甚至有的是“东突”组织故意捏造，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王震将军的铁血反恐之威。在王震将军经营新疆期间，什么“东突”、“西突”，统统没“突”。看来，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只有给那些闹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灭恐怖。所以对待有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学王胡子，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绝不手软，才能维护稳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诸葛亮讨伐南蛮，七擒孟获，才镇住了那里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没有七擒，谁理你？一味地怀柔，只能是绥靖，到最后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在国家利益面前，强权就是真理。有人认为王胡子治疆太过“铁血”。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想想当年那些被维族分裂分子砍头、挖眼、剖心、点天灯的汉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为什么不“铁血”？2.创建新疆建设兵团。王震将军沿袭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主动向中央请缨，将十万大军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平时，建设兵团基本以连队为单位分驻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将其它民族处在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一旦发生叛乱，建设兵团只要封锁道路就能关门打狗。伊犁叛乱那次，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并焚烧人民币。库尔勒建设兵团、博乐建设兵团、伊犁建设兵团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维族分子。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强烈要求杀光被包围的维族叛乱人员，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看到武警毫不犹豫地放倒前面几个领头的，动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鸟兽散了。可以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创建和长期屯田驻垦，就像一张网，牢牢地将新疆网在了中华民族的怀抱里。3.严格落实民族政策。王震将军既有铁腕，也有柔肠。其率领大军入疆时，对维护国家统一、拥护新政府的维族群众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并废除买卖农奴现象，无偿给维族人民开垦土地，取消多妻制等陋习。即使对待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刚开始时也是先以教育为主，以严惩首恶为主，只有对那些经说服教育无效的顽固分子，才实施高压政策。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还有了第一支成建制的维族军队。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伙食标准比我们一般军队都要高。这些真心维护广大维族同胞利益的切实举措当年都获得了新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由王震将军一手创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发展当地经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兴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同时从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引入技术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辈人的辛勤工作和劳动，才使新疆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几个工业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等与内地城市发展相比基本没有差别。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王震将军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在团结我们的维族同胞，始终在努力发展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震是真正有胆有识的英雄，正是他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的铁血政策，才确保了新疆几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设兵团的创举，才促进了新疆全面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变化，王震将军平疆治疆的伟大意义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惠泽。
（三）八十年代以后的绥靖纵容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胡耀帮等同志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3个方面的恶果：1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2.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3.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胡耀邦等同志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三、未来治疆策略的基本思考
当前，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美国正在以惯用的挑动民族问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内政，有确切情报显示，美国中情局已经直接插手中国西藏和新疆分裂问题。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担忧和重视。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让维族人民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并肩共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这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当前，我们应急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铁血打击，坚决粉碎“东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径
“东突”在过去几十年内犯下的累累罪行，令人发指。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 “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1.杀害和汉族合作的维族干部群众，恐吓维族的群众不得与政府合作。如：1993年8月24日，两名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1996年3月22日，两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家，将其杀害。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将吐夫妇残忍杀害。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10余名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及其儿子杀害，胡身中38刀，其子头部中枪。杀人后，恐怖分子又纵火，胡妻被烧成重伤。2001年2月3日，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家中，对买连捅38刀，将其残酷杀害。2.制造恐怖气氛，企图恐吓在新疆的汉族群众，逼迫其离开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纵火，爆炸和煽动骚乱。如：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1997年2月25日，“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3.袭击中国驻外使馆和人员，扩大国际影响。如，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2002年6月，谋杀中国驻吉尔吉斯领事王建平。4.袭击我部队官兵，积累与正规部队作战经验。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巴仁乡暴乱中，一个掉队的十九岁通讯员被恐怖分子残忍砍头；一个外出办事的指导员被用刀捅死后还割掉了头皮；2008年8月，恐怖分子在新疆喀什袭击杀害我正在出操的32名年轻官兵……如果看到这些数字有人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就是纯粹的自欺欺人，必将祸国殃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中央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2007年2月8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汽车连环爆炸惨案后。中国政府发出强烈声明，列举了300多个恐怖组织和1000多个恐怖分子，警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能收留这些人和组织，否则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和对中国宣战。同时，召见土耳其驻华大使，要求土耳其在48小时内驱逐所有东突分子，取缔所有东突组织，否则负一切责任。严厉的警告和声明，虽然使国外支恐势力暂时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地支持“东突”。但“东突”恐怖组织本身却变本加厉，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分裂国家的罪恶暴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尤其不能有私毫的妇人之仁。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一个声明或者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会认为政府软弱，雷声大雨点小，只会喊几嗓子、做个样子。反而会趁机大肆发展势力，而一旦等到他们坐大，到了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会演变为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对此，一个“东突”头目曾经狂言，要用10年的时间发展组织、教育民众，用10年的时间开展游击战，用10年的时间建立国家。从目前新疆的形势发展来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正逐渐展开。因此，我们不要对“东突”组织抱有任何幻想，对待那些恐怖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要毫不犹豫地坚决打击,绝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更不要轻易释放。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
（二）多管齐下，彻底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
1.要打响一场揭批“东突”恐怖罪行的舆论持久战。要在国际国内打响一场舆论持久战，用翔实的铁证，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记录片、图片展览等形式，以及各种外交途径向全世界深入揭露“东突”的恐怖嘴脸和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同时，在国内、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开展长期的舆论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地揭露“东突”妄图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揭批其对内地人民群众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舆论战是战略性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要彻底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金来源，一经查实有支恐行为，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收缴或冻结、制裁，对有条件抓捕的国内支恐分子，要坚决实施打击。3.要在国际上积极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突”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突”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间就越晚，而且，格鲁吉亚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南奥赛梯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而且中国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仅局限于“东突”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最终剔除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4.要维护普通话在新疆的重要地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地增强普通话的重要地位。毕竟，普通话占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普通话、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普通话，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提职的奖励条件）。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普通话奖学金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同时，要潜移默化地、甚至雷厉风行地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部分狭隘维族沙文主义文化的影响。5.制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牺牲汉族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三个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须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众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拍脑门”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的社会动荡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孔雀东南飞”到“麻雀东南飞”，政府真应该对以往的民族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和检讨。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制，但只要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6.要依法治疆。要切实推行法律的执行，坚决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7.要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力量，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为了对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度。除正规军事力量外，民兵组织也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建设兵团自然不必说，另外，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加强民兵力量建设。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扼制维吾尔族的分裂势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口结构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行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9.组建新的建设兵团。每年在全军范围内，征召一批有志扎根新疆、建设西部的复转军人，并在复转费、安家费、土地、住房、配偶，甚至医保、提干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政策倾斜。每年征召的人员可控制在一个师编制左右，这样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万的准军事力量进驻新疆。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凡娶当地少数民族女子为妻者，要大力在各种政策方面予以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从政方面，奖励力度要大，提职晋升要快。10.要加强国际协作，让恐怖主义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要借国际上反恐的东风，积极进行国际协作联合反恐，让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国无立锥之地。目前，世界上美、俄、英、法等主要国家都遇到了恐怖主义问题，彼此在反恐方面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对此，我们要积极响应，尤其要积极寻求政治外交支持，通过情报信息共享、联合反恐军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三）釜底抽薪，积极改变人文环境
治理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这需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口结构，让真心拥护国家民族统一的人口占据大多数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态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和扶持当地爱国的少数民族力量，分化和打击具有分裂倾向的人员和顽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兵”。然而，由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作怪，总有一部分民族异已分子不愿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国家富强的时候，他们会勉强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可是一旦国势衰落，他们就会闹着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单纯“示好”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团结当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爱国爱华的人口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团结、融合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也遇到了现实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虽然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国家政权的依赖对象。因此，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突”恐怖主义遭不到有效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免。当然，任何困难只要下决心解决，都有可能克服。比如移民中遇到的水资源问题，其实就四个字：开源节流。如开采地下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田地质部门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干极”的新疆吐（鲁番）（善）托（克逊）盆地西北部有一个大型“地下水库”存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这一地下水库的发现，终于为当地煤田的开发带来了契机。尽管这一探明储量达14亿吨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发现，但由于缺水，煤田的开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电力部门已作出规划，在此建立联接新疆南北网的枢纽，把这一地区变成新疆“西电东送”的第一站。再一个就是调水。新疆的伊犁地区和阿尔泰地区有两条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往国外（哈萨克斯坦），这两条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仅20%，其余的80%流往国外。国家应该尽快考虑开发引水工程——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际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另外，在节流上也有不少文章可做，如提高渠道利用系数和水利用率，大力加强山区水库建设实现分级蓄洪，把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结合起来考虑避免乱采滥采等。一旦水的问题得到解决，其它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届时就可以考虑向新疆大规模移民。而移民的重点应放在南疆。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维吾尔人比例超过20％的有7个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96.9％，几乎等于是单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1.8％。维吾尔人占绝对多数——即比例超过50％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5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这5个地区就是：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东突”恐怖主义者的温床。可以考虑采用以色列的办法，大规模鼓励内地群众向南疆地区移民（要往没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与当地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感觉。事实是上这也是兵团的做法）。同时，由于水的引入，也会改善当地经济的发展，从实际意义上改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水平，遏制“东突”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
总之，反恐治疆，铁血与怀柔两手都要硬，绝不可有所偏废。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于用铁血手段予以无情打击；同时，要恩威并重，大力加强新疆基础建设，全面发展新疆经济，使新疆绝大部分民众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怀抱。另外，对待“东突”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有人曾经断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期，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政府让步，同时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等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只要我们始终保证铁血、怀柔两手都要硬，那么新疆就永远不会分裂出去。
按：北京29届夏季奥运会结束了，正在进行的残奥会也即将拉上帷幕。我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关注一下那些利用奥运会大做文章的国内外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盘点他们处处掣肘的种种恶行和丑陋表演，恨得我们牙根都痒，其中尤以新疆“东突”恐怖分子为甚。今天，就让我们拿起枪和玫瑰，去看看躁动不安的新疆。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东北隔阿尔泰山与蒙古为邻，西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首府乌鲁木齐，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1733万，区内聚居 47个民族，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人口719万，被誉为“民族之窗”。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香甜的葡萄干和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曾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进入九十年代后，新疆自治区乘着“西部大开发”的浪潮，在国家种种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正日益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可让人遗憾的是，以“东突”恐怖组织为代表的疆独势力竟然逆时代而动，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做起了企图分裂国家和民族的黄粱美梦。其之愚蠢行径，可悲可耻可恨。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在怀柔治疆的同时，更要铁血反恐，尤其要反思我们在治疆问题上的得与失，彻底把“东突”消灭干净，还新疆人民和中华民族一个和谐的未来。
一、“东突”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
“东突”，即东突厥斯坦。突厥斯坦，词义是“突厥人的地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些中世纪的阿拉伯史书中，指的是“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到了18世纪，除了极少数情况外，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但在19世纪，随着沙俄帝国的扩张吞并中亚并且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这个词又被重新提出来，用于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如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1829年，俄国东方学家尼基、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状描述》一书中，首次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大概原因是因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属于突厥语系。而“东突”问题的出现，则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脱离不了关系。1883年至 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Din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争取独立。而“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主张把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则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国的新疆民族知识分子宣扬的蛊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
（一）“东突”是国外势力图谋分裂中国一手炮制的怪胎
历史上“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暴乱，都与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势力的插手分不开关系。英国殖民者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从南亚到南美，到处都有英国殖民者埋下的祸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国人插手的问题之一。此外俄国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国人自己也陷入国家民族分裂的泥潭中无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夫”。近代中国的羸弱，为外国势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间。如1933年，英国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制造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马仲英激战。前苏联支持盛世才击败了日本背景的马仲英，马则在败退南疆时击溃了这个“共和国”。最后由前苏联红军支持，盛世才又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独”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仅存在了三个月，但这是第一次公开打出分裂旗号，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紧接着前苏联大力发展自己在新疆的势力，直到盛世才和前苏联闹翻。苏德战争爆发后，前苏联丧失大片国土，盛世才才趁机和前苏联闹翻，并使用种种手段把前苏联人的势力赶出了新疆，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但随着苏德战场的态势朝着对前苏联有利的方向转化，前苏联又开始策划在新疆的卷土重来，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前苏联直接插手的结果。前苏联人首先是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共产主义，但得不到支持；后来便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推动泛突厥主义，试图控制新疆，制造第二个外蒙。前苏联为新疆的反对组织提供武器，进行人员训练，提供宣传基地等，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伊犁事变。但是，考虑到前苏联境内自己的民族问题，前苏联人并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随时可以卖给对手换来利益。其实这也是一切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分裂运动的下场。在前苏联的利益得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前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当然，前苏联人对新疆的控制，也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为“三区革命”，并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军。国际政治关系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便大量发放侨证，鼓动大量居民外逃至前苏联。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如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祖龙太也夫。在前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们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为前苏联人手中的棋子。很多当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后代，成了今天“东突”的重要力量源泉。今天，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指使者从前苏联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政要就曾多次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全面加强宣传力度。另外，在“东突”组织国际化的过程中，西欧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必美国光彩。比如“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个为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游说海外的流亡组织就是以德国慕尼黑作为他们的基地。
（二）“东突”有着深刻复杂的民族沙文主义背景
从我们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来看，“东突”并不是只有一小撮民族暴力分裂分子在兴风作浪，而是有着复杂的维吾尔族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作祟，这个深刻而复杂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就是恐怖分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当前，“东突”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喉舌正利用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编造种种谎言，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在有正常的历史知识的人看来，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而维吾尔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纪左右，在此之前汉朝已经对西域有过有效治理，论历史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若不是清军灭掉了准噶尔，维吾尔人恐怕还在蒙古人帐下当奴隶。连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盘上暂时称雄的时候，汉族人已经对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况维吾尔族本身与突厥是实际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维吾尔的祖先之一）遣5万骑协助唐军大破西突厥。只不过后来受了人家的影响，语言属于突厥语系而已。但就是这些一戳就破的分裂谎言，竟然通过披上“民族独立”的外衣，在一般维族群众、尤其是维族青年中占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一位在新疆代职的干部讲，在新疆，许多维吾尔人从小就培养孩子对汉族人的憎恨和仇视。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往往一出门就会迎来敌视的眼光，有时候过来故意撞你一下，用生硬的汉语或维语骂一句，喝醉了在街上耍酒疯，乱打人（当然是汉族）。甚至一些普通新疆人也敢肆无忌惮在在公开场合大喊“汉族都滚出去，汉族怎么不死完，杀光汉族人”。而围观的维族人有的叫好或打口哨，有的鼓掌，像这样的事情在新疆的大街小巷经常发生。有人也许以为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般无赖，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针对汉族。如果你大白天走在新疆喀什的大街上，有个四五岁的维族小孩向你抛石子或跑过来踢你一脚，你千万不要奇怪更不要发怒。否则，一些维吾尔人会将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侥幸能活着跑到派出所报案，他们还会教训你：谁叫你惹是生非？谁叫你不赶快跑？行了，悄悄回家养养吧！这种事情甚至可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发生在新疆的高等学校中。走在闹市区中，你经常会发现一些维吾尔族小男孩从你的背后明目张胆地拉开你的挎包，拿里面的钱财，同样你只能赶快拿紧包走人，否则，皮肉之苦在所难免！在对待汉族人的态度上，新疆相当一部分维旅人从上至下都有“汉维势不两立，新疆是维族人的，汉族使我们变的贫穷，汉族应该离开这里”的仇汉观念。一位叫买买提.帕丽旦的维族女大学生看完侵华日军“三光”暴行的书后，竟然笑着说“你们汉族人真多，这样杀都杀不完。”不知大家看过《突厥史》和《维吾尔人》这两本书吗，是维族人自己写的。在书上说什么维吾尔人是最优秀的，自古西域都是突厥民族的之类的痴语。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突厥人在隋唐时期才出现在阿勒泰山，巴尔喀什湖一带，西汉时期，汉中央政府设立西域和北庭都护府管理南北疆事务。这些都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央管辖，突厥只是外来民族。更何况，当时西域有几百个小国，何来只有突厥一个民族之说呢？现在，这两本充斥满纸谎言和骗局的书已成为新疆民族分裂分子歪曲历史、分裂祖国的“圣经”。可悲的是，目前，在恐怖分子的蛊惑下，一些普通维族群众竟然也蜕变为分裂分子的帮凶。某武警部队到于阗的农村抓暴力恐怖分子，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他很嚣张地说“你们今天别想出这个村子。”果然，部队到门口发现全村上百人都围过来了，并投掷石头，酒瓶等杂物。不得已，他们退回恐怖分子家里。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们只有32个人，用步话机向上级求援，期间也用维语喊话，并且朝天鸣枪，都无济于事。僵持了半小时，一个加强排赶到，但他们就是不后退，而且咄咄逼人。在把恐怖分子带到卡车上后，他们就在底下用石头砸车上的武警，有的人钢盔被砸掉，有的人脸被打出血来。而在阿克苏叛乱中，农村宗教势力和城市个体户竟然宣传杀一个汉人或者一个维奸（维族干部）就可以升天堂。结果连续发生5、6起看果园无辜汉族农民被杀事件。在新疆巴仁乡暴乱中，恐怖分子和相当一部分维族人肆意戗害殴打汉族人。只要汉族人敢在街上露面，过来就用枪打倒，然后拳打脚踢，折磨够了，再用刀捅死。县政府的两位办事人员，被残酷殴打后用铁丝绑在一起，关到一辆北京吉普车中活活烧死；有位汉族妇女，被轮奸后打个半死，脸上用刀划成棋盘状……在死了6名武警战士后，自治区的维族头头才最终同意这是反革命暴乱，军区才派部队和建设兵团的民兵进入该乡平暴。但在部队进行调查和拘捕行动时，又遇到了很大阻力，其中相当一部分阻力来自政府中的维族干部。明明匪徒就在该地区和部队周旋，可当地的维族人就是说没有，政府里的维族工作人员也不断推脱和阻挠部队的行动。有些村民甚至通风报信，掩护匪徒，提供食宿。其中匪徒还杀害了3名落单的解放军，3个人的手指头都被用斧头剁掉了，嘴用针缝上了，在身上还用针别着汉维两种语言“杀光汉人”的布条。当然不能否认在这期间，也有极少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为部队提供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哈萨克族牧民自发的追踪匪徒，并向部队汇报、指引，这伙匪徒最终被消灭殆尽。在于阗，80年代曾发生过“高旭事件”。当时在巡逻过程中，某部战士高旭误击一维族人至死，于是于阗城里的维族人疯狂了，见到汉族人就打，拿刀乱戳，并且冲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政府门前是个道口，被打死的人就被埋在那里，经过的汉族人先是一阵拳脚，然后非逼着要下跪，路过的解放军也不能例外。当时为了稳定局面，将高旭判无期。按照规定，这种案子要由兰州军区高院审判，但于阗中级法院却置规定和部队司法机关于不顾先行判决。部队很不服气，人都疯了，官和兵都想杀人，差点引起哗变。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新疆，从上层到基层，大部分维族人并不承认汉族在新疆的地位。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新疆人自己建设的网站，上面介绍的新疆民族根本没有汉族。本来上面还有新疆民族军的事情和图片，后来也被删掉了。
（三）“东突”已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国际恐怖集团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不甘失败。他们以欧美，中亚和西亚为基地，养精蓄锐，妄图卷土重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在国际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东突”势力开始恶性发展。应该说，历史上大多数的“东突”组织都是在国外，其活动分散且影响比较小。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东突”势力得到了发展机遇。原本一盘散沙的东突组织开始走向联合。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以前大家一提起“东突”，都知道与土耳其有直接关系，其实沙特也在背后支持，不要忘记本拉登是哪个国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兰运动”的总部。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有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曾有一个案子，起于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地毯出去卖，审查时发现主谋的维吾尔人身带40万元现款，由此引起重视。随后审出那个维吾尔人原是为一地下组织送款，因为一直没有接上头，自己的钱花光吃不上饭，才想偷地毯去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的，而是那人身上贴身就绑着40万元，睡觉都不取下，却在挨饿时宁愿冒险去偷也不从中花一分钱，可见忠诚到什么程度，也看出其组织的纪律严格到何种地步。这才是让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却能从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这样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比“9.11”更甚的恐怖事件也不是没有可能。看到这个案例，我们还能说“东突”组织还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吗？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东突”分裂势力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而科索沃战争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正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全面加强对新疆的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欧洲议会大厦举办研讨会，为新疆分裂势力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和平斗争”主张，从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而正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曾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厂，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枪支、弹药等。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了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处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内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内再次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此外，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大量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而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的战场上，也到处可以看见参加实战锻炼的维吾尔恐怖分子。如，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2000年8月又派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参与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集中营内，也有维族恐怖主义战俘的身影。在“东突”武装暴力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流出的武器和来自沙特的美元起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 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二、中国历史上的治疆策略
中国自汉代开始就对新疆地区行使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设安西都护府。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伊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鼓励维汉通婚，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至今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汉以后，无数的民族在此演绎了一系列兴衰的悲喜剧，其中有过突出影响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当汉朝与匈奴人角逐的时候，维吾尔族还不知道在何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民族，而其远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时还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羊。直至唐朝，突厥人才在新疆有了活动，可惜被唐帝国一战赶到了欧洲。现在，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土耳其就是当年一部分突厥人的后代。所以，土耳其才会不遗余力支持“东突”。清朝时期，鉴于活动在新疆的准噶尔部时时叛乱，乾隆一怒之下决心剿灭这股民族分裂势力，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最终使得准噶尔部“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后来清军又消灭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从实际意义上控制了新疆地区。自此，新疆真正彻底地被纳入中国版图。
（一）清代的大棒加胡萝卜
实事求是地讲，清朝对于西北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后来的历届中央政府（包括现在）。满清以骑射立国，入主中原后军事上长期奉行大陆防御政策，用兵重点则多着眼于西北、西南这两大战略方向。大西南暂且不论，仅就西北而言，该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就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内有蒙古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新疆回部（维族－大小和卓）等少数民族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武装割据和叛乱，外有素怀侵华阴谋的的沙皇俄国居心叵测、步步进逼。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北疆局势，统治重心偏北的清廷自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与压力——毫不夸张地讲，一旦新疆陷入敌手，则包括青藏、蒙古在内的整个北疆（乃至西南局部）都会有全局失控、通盘糜烂的可能性。而这不仅意味着国土的沦丧，更将直接动摇清朝国本，并严重破坏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因此，自康熙以降历代清帝皆对西北局势保持了高压态势，并朝这一战略方向动员和投入了相当大的国家力量。其中以清乾隆年间治疆策略最具代表性。其总的统治方针可概括为十六字：“恩威兼施，剿抚并用，屯田戍边，因俗而治”。说白了，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具体表现为：1.重兵镇守。乾隆认识到，与新疆接壤的沙俄“生性卑鄙，兼怀谲诈”，因此必须派重兵守卫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才能有效扼止前者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其时，驻防新疆的伊犁将军，统领八旗官兵九千九百人，另有直辖绿营兵（称作“军标”）一千多人；当时清朝在新疆设绿营三镇，若每镇取中间数3000，则绿营军兵力亦在万人上下。而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清朝中期在新疆驻军最多时为二万三千人左右，与前述推算基本相同，这还仅是中央直辖的政府军。在新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服从官府差遣的武装屯民（系由戍边将士转型而来的半军事化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建设兵团），以及效忠清廷的少数民族武装（比如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戍守某些要地的维族部队等），而且这里头我们还未将负有边防警戒职责的当地居民都算上……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对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并相应派驻了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京师地区除外）的强大军力。如，满清对自家“龙兴之地”东北也是重点驻防，但当地的三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其麾下总兵力也不过4万余人（八旗序列）；而即便单纯从八旗军数量上来看，伊犁将军也仅次于关外三将军。此外，新疆驻军数量还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与乾隆帝当时颁布的一条规定有关——被发配至新疆等地屯田的犯人，只要努力生产，那么重犯五年为期，轻犯三年为期，即可释放为民，而且将其中的满洲旗人编入八旗兵，允许汉军旗人加入绿营……如此“添砖加瓦”的结果就是，距乾隆彻底平定新疆不过三四十年，到十九世纪初，清政府直辖的新疆戍边兵力（含附属人员）已超过十万（《剑桥中国晚清史》）。2.屯田安民。乾隆为新疆乃至整个大西北的长治久安计，在开发边疆、依托当地资源解决军费军粮的问题上花了大气力，下过大功夫，并取得很好的效果。清朝在新疆屯田主要集中在土壤肥沃，草场茂盛的天山以北地区，其中主要分（绿营）兵屯、（维吾尔族）回屯、（汉族）民屯、犯屯这四类，此外还有旗屯、商屯等方式作为补充。北疆屯田，一方面圆满地解决了驻防清军的军粮问题，一方面则借助鼓励移民开发新疆的方式，既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又部分缓解了当时内地日趋严峻的人口剧增压力，同时还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融合……尤其最后一条至为重要，因为正是靠着这种跨越了几个世纪“共同劳动，朝夕相处”所形成的各民族团结互助局面，才为后世历代中央政权比较牢固地保有这片广袤土地奠定了弥足珍贵的民众基础。3.铁腕平乱。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自乾隆平定新疆开始，历代清朝统治者对于当地反叛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镇压都毫不手软，决不姑息，甚至有时在后人看来都到了“残忍无道”的地步。单以乾隆年间为例，弘历晚年写了篇《十全记》为自已歌功颂德，把他领导的重大战争称为“十全武功”，他则自诩为“十全老人”。我们且不论这些战争究竟成败如何，但仅看这十大战争，居然有三次主战场都在新疆地区——“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从乾隆二十年（1755）决定用兵准噶尔开始，到二十四年（1759）十月迫使巴达克山汗交出回部匪酋霍集占的首级为止，清朝花去四年时间和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出动兵力不下五六万人，终于彻底灭掉盘踞伊犁、雄霸中亚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准噶尔部，完成了统一新疆的大业。在长年征战中，有鉴于当地少数民族（尤其厄鲁特蒙古各部）叛服无常，乾隆特许清军施行“大开杀戒”的铁血政策。据统计，厄鲁特蒙古四部原有20余万户60余万人口，但在战后余者仅剩十分之一，而被清军直接屠杀的却多达20万人（占十分之三）！甚至连受过乾隆皇封的厄鲁特四汗都很难幸免……其中一个被清军误杀，另两个因参与叛乱遭戮，惟有车凌汗所率杜尔伯特部与达什达瓦之妻所部始终忠于清朝，才勉强得以保全。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时，清军依然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清军在库车围城打援，一战就歼灭叛军上千人，连霍集占本人都被打伤；黑水河解围战中，清军又里应外合杀死叛军千人……如此几番惨烈交锋下来，曾拥数万之众的大小和卓身边竟只剩得6000叛匪，且人无斗志，一触即溃。最后，这些人见大势已去，大部投降了清军，而霍集占兄弟仅带领余党数百人逃往了巴达克山（今阿富汗境内）。但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穷寇莫追”的古训在乾隆看来并不适用于新疆平叛，他是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祛恶务尽。闻悉叛匪余部脱逃国外，乾隆急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大军陈兵巴达克山边界，摆出大举进攻的姿态，随时准备以武力索取叛军魁首——这是硬的手段；同时乾隆又采取高压外交手段，以大清皇帝敕谕的方式对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恩威并施——这是软的手腕。面对无可抗拒的中方强大压力，素勒坦沙只好于十月份交出霍集占首级，并说另一叛军头领波罗尼都的尸首已被人偷走，这样乾隆方才罢手。至此，新疆平叛之战以清军完胜而告终。4.因俗而治。乾隆在新疆民族地区推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采用了类似今天民族自治的阿奇木伯克制，来作为清政府在当地的权力机关。后来又根据实践效果加以改进，最终制定出了《回部善后事宜》作为清政府治理南疆的根本性纲领。主要内容包括：限制阿奇木伯克权力，相应提升驻疆大臣的权威；取消陋规（其实就是苛捐杂税）；确定赋役额数，平均赋役负担（其要点在于清政府通过清查人丁、编户入籍来掌握劳动力资源）；整顿选举（南疆各城属官出缺，阿奇木伯克亲戚子弟一律回避）；减少伯克随从（称“颜齐”）的数量；整顿贸易（命令内地商人不准与维族杂居争利）；规定礼仪，通过树立驻疆大臣的必要权威，来巩固清朝与新疆之间的中央、地方统属关系。以南疆为例，清廷按大小将31城分为三等，授各城城主品级（三品至五品不等），并使之享受内地八旗佐领同等的权利，连下面承办具体事务的小伯克，在觐见驻南疆各办事大臣都要“照官兵例”。其实，说白了就是沿用满清八旗军事化管理方式。5.高层重视。乾隆皇帝本人对于西北尤其新疆局势的高度关切，也构成了清朝这个封建帝国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统治者，乾隆深知精通各少数民族语言在政治斗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经过多年不辍的刻苦学习，再加上本人天资聪慧，最终乾隆达到了精通满、汉、蒙、藏、维五种语言文字的惊人地步，事实证明，这门“功夫”对维护满清统治和他的个人权威助力颇大。比如在决定用兵准噶尔前，乾隆与归降的蒙古王公交谈，讲的都是标准的蒙语，并因此掌握了大量敌情；平灭回部叛乱后，乾隆又开始学习维语，并很快达到能够不借助翻译就能同维族人直接交流的水平。而众所周知，平定新疆后乾隆还曾纳一维族女子为容妃（即民间所称“香妃”），并对其倍加宠爱，在生活上十分优待和照顾。这实际上反映出在保持军事高压的同时，乾隆对归顺清朝的维族上层也相应采取了“顺我者昌”的怀柔政策，进而以联姻的方式来巩固与其他民族的联合统治。清朝晚期虽然丧权辱国，但若不是这个朝代在国力鼎盛阶段锐意进取、开疆拓土，那么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将很可能不会有台湾，不会有内蒙，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甚至都不会有东北……换言之，当代中国的版图，是清朝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凭借自身力量争取和保持下来的，而非拜在此之前的某些朝代所赐。
（二）王震的铁血柔肠
王震，人称“王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率部解放新疆，后来主动向中央请命，将部下10万人集体转业，成立农垦兵团，亦兵亦工亦农，戍边西北，功不可没。其实，在王震之前还有一个“新疆王”，就是解放前新疆省督军盛世才。其在新疆当政时期，如果有一个汉族人莫名奇妙地死在维族聚居区，那么方圆5公里之内的维族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牵连其中，后果往往是全部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这种情况虽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其时，新疆民族势力确实不敢兴风作浪。与盛世才比起来，王震虽然也强调铁腕治疆，但针对的却只是少数恐怖分子。1.铁血反恐。对待新疆建设和普通维族群众，王震将军是满腔热忱；但在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尤其是恐怖骨干方面，却是毫不姑息。当时南疆一些维族贵族不满特权被取消，和一些地痞、教士屡屡发起骚乱。对此等屡教不改的顽固分裂分子，包括敢于包庇者，王震是绝对的铁血政策，其态度之强硬、下手之无情，令今天的维族分裂势力谈起也胆颤心惊。其时民间有很多传闻：其一，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官兵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其二，新疆的妈妈哄小孩，说：“乖，快别哭了，王胡子来了”。其三，对于少数抱着安拉不放，不听毛主席话的，王震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养一头猪，猪养大了还必须亲手宰杀，宰杀了还必须看着你吃下几块肉，否则，劳改。其四，新疆的少数人不服，说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王胡子不执行，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说好啊，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拉下车，全部“突突”了。其五，战士值勤中遇到不讲理的维族老汉，枪走火杀了老汉，几百个维族人包围营房闹事，要求枪毙战士，胡子马上授意农垦兵团战士几千人带着各种武器（非热武器），乘着各种农用车，包围维族人，一场混战，从此维族人见着那个农垦兵团的人就躲，战士不久被保送军校。这些被民间演绎的传闻虽然失真甚至有的是“东突”组织故意捏造，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王震将军的铁血反恐之威。在王震将军经营新疆期间，什么“东突”、“西突”，统统没“突”。看来，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只有给那些闹事分子以恐怖，才能消灭恐怖。所以对待有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学王胡子，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绝不手软，才能维护稳定，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比如诸葛亮讨伐南蛮，七擒孟获，才镇住了那里的反叛。首先是七擒，没有七擒，谁理你？一味地怀柔，只能是绥靖，到最后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在国家利益面前，强权就是真理。有人认为王胡子治疆太过“铁血”。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想想当年那些被维族分裂分子砍头、挖眼、剖心、点天灯的汉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为什么不“铁血”？2.创建新疆建设兵团。王震将军沿袭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主动向中央请缨，将十万大军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平时，建设兵团基本以连队为单位分驻在最边远地方，地理形势就是将其它民族处在建设兵团的包围之中，一旦发生叛乱，建设兵团只要封锁道路就能关门打狗。伊犁叛乱那次，叛乱分子满街杀汉人，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并焚烧人民币。库尔勒建设兵团、博乐建设兵团、伊犁建设兵团马上派人发放武器，包围了叛乱的维族分子。当年建设兵团少壮派强烈要求杀光被包围的维族叛乱人员，保证伊犁不再叛乱，被中央硬压下去，但是中央折中同意如果戒严后任何三个维族成年男人一起上街就杀掉。最后抓了20多名头目，宣判枪毙，维族人要劫法场，在出发前作了道场，意思是再死就可以升天了。但是真正到法场，看到武警毫不犹豫地放倒前面几个领头的，动了真格，其它人一下都作鸟兽散了。可以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创建和长期屯田驻垦，就像一张网，牢牢地将新疆网在了中华民族的怀抱里。3.严格落实民族政策。王震将军既有铁腕，也有柔肠。其率领大军入疆时，对维护国家统一、拥护新政府的维族群众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并废除买卖农奴现象，无偿给维族人民开垦土地，取消多妻制等陋习。即使对待民族分裂思想和分裂分子，刚开始时也是先以教育为主，以严惩首恶为主，只有对那些经说服教育无效的顽固分子，才实施高压政策。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还有了第一支成建制的维族军队。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伙食标准比我们一般军队都要高。这些真心维护广大维族同胞利益的切实举措当年都获得了新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由王震将军一手创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发展当地经济：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在戈壁高原上建起了一座座新兴城市（如石河子，奎屯等），同时从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引入技术人才……正是王震等老一辈人的辛勤工作和劳动，才使新疆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几个工业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等与内地城市发展相比基本没有差别。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王震将军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在团结我们的维族同胞，始终在努力发展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震是真正有胆有识的英雄，正是他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的铁血政策，才确保了新疆几十年的太平；正是他成立新疆建设兵团的创举，才促进了新疆全面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变化，王震将军平疆治疆的伟大意义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惠泽。
（三）八十年代以后的绥靖纵容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胡耀帮等同志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3个方面的恶果：1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2.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3.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胡耀邦等同志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三、未来治疆策略的基本思考
当前，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美国正在以惯用的挑动民族问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内政，有确切情报显示，美国中情局已经直接插手中国西藏和新疆分裂问题。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担忧和重视。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让维族人民彻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并肩共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这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当前，我们应急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铁血打击，坚决粉碎“东突”和其它民族分裂行径
“东突”在过去几十年内犯下的累累罪行，令人发指。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 “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1.杀害和汉族合作的维族干部群众，恐吓维族的群众不得与政府合作。如：1993年8月24日，两名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1996年3月22日，两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家，将其杀害。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将吐夫妇残忍杀害。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10余名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及其儿子杀害，胡身中38刀，其子头部中枪。杀人后，恐怖分子又纵火，胡妻被烧成重伤。2001年2月3日，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家中，对买连捅38刀，将其残酷杀害。2.制造恐怖气氛，企图恐吓在新疆的汉族群众，逼迫其离开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纵火，爆炸和煽动骚乱。如：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1997年2月25日，“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3.袭击中国驻外使馆和人员，扩大国际影响。如，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2002年6月，谋杀中国驻吉尔吉斯领事王建平。4.袭击我部队官兵，积累与正规部队作战经验。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巴仁乡暴乱中，一个掉队的十九岁通讯员被恐怖分子残忍砍头；一个外出办事的指导员被用刀捅死后还割掉了头皮；2008年8月，恐怖分子在新疆喀什袭击杀害我正在出操的32名年轻官兵……如果看到这些数字有人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就是纯粹的自欺欺人，必将祸国殃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中央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2007年2月8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汽车连环爆炸惨案后。中国政府发出强烈声明，列举了300多个恐怖组织和1000多个恐怖分子，警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能收留这些人和组织，否则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和对中国宣战。同时，召见土耳其驻华大使，要求土耳其在48小时内驱逐所有东突分子，取缔所有东突组织，否则负一切责任。严厉的警告和声明，虽然使国外支恐势力暂时有所收敛，不再明目张胆地支持“东突”。但“东突”恐怖组织本身却变本加厉，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分裂国家的罪恶暴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尤其不能有私毫的妇人之仁。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一个声明或者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会认为政府软弱，雷声大雨点小，只会喊几嗓子、做个样子。反而会趁机大肆发展势力，而一旦等到他们坐大，到了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会演变为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对此，一个“东突”头目曾经狂言，要用10年的时间发展组织、教育民众，用10年的时间开展游击战，用10年的时间建立国家。从目前新疆的形势发展来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正逐渐展开。因此，我们不要对“东突”组织抱有任何幻想，对待那些恐怖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要毫不犹豫地坚决打击,绝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更不要轻易释放。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
（二）多管齐下，彻底铲除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
1.要打响一场揭批“东突”恐怖罪行的舆论持久战。要在国际国内打响一场舆论持久战，用翔实的铁证，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记录片、图片展览等形式，以及各种外交途径向全世界深入揭露“东突”的恐怖嘴脸和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同时，在国内、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中开展长期的舆论揭批教育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地揭露“东突”妄图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揭批其对内地人民群众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舆论战是战略性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2.要彻底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金来源，一经查实有支恐行为，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收缴或冻结、制裁，对有条件抓捕的国内支恐分子，要坚决实施打击。3.要在国际上积极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突”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突”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间就越晚，而且，格鲁吉亚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外蒙及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南奥赛梯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而且中国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比如，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仅局限于“东突”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最终剔除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4.要维护普通话在新疆的重要地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地增强普通话的重要地位。毕竟，普通话占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普通话、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普通话，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提职的奖励条件）。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普通话奖学金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同时，要潜移默化地、甚至雷厉风行地消除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部分狭隘维族沙文主义文化的影响。5.制定民族政策不要以牺牲汉族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族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真正维护民族团结。尤其是“三个60%”政策和要求政府“一把手”必须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新疆各民族群众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拍脑门”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族群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和内地民众相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而且和新疆穆斯林相比又是新疆的二等公民！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出台“原则上新疆的毕业生一律回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学毕业生一律回去，不得留在乌鲁木齐”、“发达地区不得从新疆招聘人员”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违背人权的政策，但新疆的社会动荡一天比一天严重。从“孔雀东南飞”到“麻雀东南飞”，政府真应该对以往的民族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和检讨。否则，即便借世界反恐的东风，将新疆问题暂时压制，但只要这种政策不改，问题终归难以根治！6.要依法治疆。要切实推行法律的执行，坚决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律上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7.要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力量，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为了对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度。除正规军事力量外，民兵组织也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建设兵团自然不必说，另外，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加强民兵力量建设。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8.要依靠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扼制维吾尔族的分裂势力。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口结构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行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9.组建新的建设兵团。每年在全军范围内，征召一批有志扎根新疆、建设西部的复转军人，并在复转费、安家费、土地、住房、配偶，甚至医保、提干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政策倾斜。每年征召的人员可控制在一个师编制左右，这样不用十年，就可以有近十万的准军事力量进驻新疆。同时，积极鼓励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凡娶当地少数民族女子为妻者，要大力在各种政策方面予以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从政方面，奖励力度要大，提职晋升要快。10.要加强国际协作，让恐怖主义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要借国际上反恐的东风，积极进行国际协作联合反恐，让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国无立锥之地。目前，世界上美、俄、英、法等主要国家都遇到了恐怖主义问题，彼此在反恐方面都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对此，我们要积极响应，尤其要积极寻求政治外交支持，通过情报信息共享、联合反恐军演、引渡恐怖分子等多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三）釜底抽薪，积极改变人文环境
治理一个地方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这需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口结构，让真心拥护国家民族统一的人口占据大多数和管理地位，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生态环境，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和扶持当地爱国的少数民族力量，分化和打击具有分裂倾向的人员和顽固分子。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兵”。然而，由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作怪，总有一部分民族异已分子不愿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国家富强的时候，他们会勉强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可是一旦国势衰落，他们就会闹着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单纯“示好”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团结当地民族；第二就是大量移民，使得爱国爱华的人口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团结、融合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可是，移民的政策目前在新疆也遇到了现实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虽然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又是国家政权的依赖对象。因此，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突”恐怖主义遭不到有效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免。当然，任何困难只要下决心解决，都有可能克服。比如移民中遇到的水资源问题，其实就四个字：开源节流。如开采地下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田地质部门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干极”的新疆吐（鲁番）（善）托（克逊）盆地西北部有一个大型“地下水库”存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这一地下水库的发现，终于为当地煤田的开发带来了契机。尽管这一探明储量达14亿吨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发现，但由于缺水，煤田的开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电力部门已作出规划，在此建立联接新疆南北网的枢纽，把这一地区变成新疆“西电东送”的第一站。再一个就是调水。新疆的伊犁地区和阿尔泰地区有两条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往国外（哈萨克斯坦），这两条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仅20%，其余的80%流往国外。国家应该尽快考虑开发引水工程——虽然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际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另外，在节流上也有不少文章可做，如提高渠道利用系数和水利用率，大力加强山区水库建设实现分级蓄洪，把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结合起来考虑避免乱采滥采等。一旦水的问题得到解决，其它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届时就可以考虑向新疆大规模移民。而移民的重点应放在南疆。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维吾尔人比例超过20％的有7个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96.9％，几乎等于是单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1.8％。维吾尔人占绝对多数——即比例超过50％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5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这5个地区就是：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东突”恐怖主义者的温床。可以考虑采用以色列的办法，大规模鼓励内地群众向南疆地区移民（要往没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与当地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感觉。事实是上这也是兵团的做法）。同时，由于水的引入，也会改善当地经济的发展，从实际意义上改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水平，遏制“东突”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
总之，反恐治疆，铁血与怀柔两手都要硬，绝不可有所偏废。对待民族分裂分子和分裂思想，就是要敢于用铁血手段予以无情打击；同时，要恩威并重，大力加强新疆基础建设，全面发展新疆经济，使新疆绝大部分民众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怀抱。另外，对待“东突”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有人曾经断言，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期，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政府让步，同时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等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只要我们始终保证铁血、怀柔两手都要硬，那么新疆就永远不会分裂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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