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联合力量季刊
作者：A l i s a S t a c k - O ’ C o n n o r
编译：全球防务（知远/裴双喜）
美国女兵在可能叛乱的地方对伊拉克妇女进行了搜查
学者们把现代恐怖主义的成因追溯到了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民的意志问题。如果说俄罗斯确实是恐怖主义诞生的摇篮，那么Vera Zasulich无疑就是它的前夜了。1878年1月24日，Zasulich开枪杀死了圣彼得堡的总督。她被逮捕，并因涉嫌谋杀而遭到审讯。虽然这不是她的第一次被逮捕，之前自从1869年起她因政治活动已经入狱、放逐接受警方的监视。两位检察官拒绝对其持枪杀人一案进行审讯，最终她被宣判无罪，离开了俄罗斯，但仍然参与了革命运动，为两家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撰写东西。
自zasulich事件以来，虽然时移势易，但在研究如何及为何恐怖集团雇用妇女的问题上，很多事情还是一样。举例来说，在俄罗斯革命前，妇女被捕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她们被捕了，审判也不会很严重或者干脆就像zasulich一样得到谅解。然而她的同事们钦佩她的暴力行为，但很少注重她的智慧，这就反映了一个典型的假设：妇女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政治目的而行动。
妇女在在俄罗斯革命团体中的作用增加是在日俄战争时期，这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可参加政治活动的男性越来越少，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要。这些妇女都是有声望的人，她们有自己的信仰追求，为了事业，她们比男人们更愿意作出牺牲。
这些资料反映了妇女与政治暴力之间的一个深刻的矛盾问题。本文对车臣，巴勒斯坦，和泰米尔语的恐怖集团进行了探讨，以期发现这类团体雇用妇女的原因及过程。妇女进入该团体以及其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主题：
1、妇女制造的恐怖袭击有独特的宣传价值。
2、妇女为争取她们斗争的权利而战。
3、当战术需要或者集团缺少男性的时候，他们就会克服文化的阻力而让妇女参加进来。
2002年，18岁的女人体炸弹在耶路撒冷一个市场引爆了炸弹
关于女性恐怖分子的书面报道不多。大多数关于妇女暴力的作品都把妇女当作受害群体而不是肇事者。最近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可以明显看出有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参与，比如2004年别斯兰市劫持人质事件和2006年攻击斯里兰卡军队中将Sarath fonseka。这些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政治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仅有的几部报导关于女性恐怖主义的作品开始对女性的暴力动机给予了关注。不过该片文章讨论的重点还是恐怖集团雇用女性的动机问题。此外，对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提出了一些建议。
作为宣传手段的女性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直是所谓“契约的宣传者”。当妇女们行动时，故事往往成为更多关注女性而非恐怖主义的问题。这种鲜活的事例在俄罗斯-车臣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2002年10月在莫斯科dubrovka战区劫持人质事件的发生，车臣妇女主要被人们看作是俄罗斯-车臣战争的受害者。她们在战区被扣押，在俄罗斯和西方新闻界，她们往往有着相同的写照：邪恶、同情、强烈、狂热、愚蠢和脆弱。
在有关车臣女性恐怖主义的报道中，有两个人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第一位是被称作“黑寡妇”的一名妇女，在她生命中的男人陆续死后她就被驱使成为一名自杀式引爆者。第二位是一名有着“僵尸”之称的妇女，可能是被车臣男子强迫或是欺骗加入恐怖主义集团。尽管车臣组织没有创造诸如黑寡妇和僵尸之类的术语来对其女性成员大肆渲染，但其组织头目，比如最近遭到杀害的巴萨耶夫，却也较为夸张地鼓吹了黑寡妇的形象，强调其是受害群体。僵尸的形象主要是俄罗斯政府和媒体使用，以此来羞辱车臣叛乱和恐怖集团分子。
被称作僵尸的妇女受到了更多媒体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僵尸中最好的例子是Zarema muzhikhoeva 。 2003年7月9日， Muzhikhoeva未能成功引爆她在莫斯科一家咖啡厅安放的一枚炸弹。她被逮捕，并已羁押至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了一些对她的采访，并允许电视专访。 Muzhikhoeva的一些陈述都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她的基本生活的故事基本上是一致的：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结了婚并育有一个孩子，她的丈夫在同俄罗斯的战斗中牺牲。她和孩子成了婆家的负担。为了逃离婆家的奴役，避免嫁给她的伯叔，绝望的她抛弃了孩子离家出走。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只好借钱来度日。当她无法偿还她的债务时，她被驱使成为一名自杀炸弹手。据Muzhikhoeva的描述，2003年3月她去过车臣在山区的恐怖营地。在那里有阿拉伯人对战争和伊斯兰教提供指导。她报告说曾因穿着不当和与营地领导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殴打。她还报告说，其他妇女在营中被强奸，殴打，强行吸毒。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她被送往莫斯科执行攻击任务。如Muzhikhoeva这样所谓僵尸的故事是值得人们去关注的，它有利于车臣目标的实现，它为女性的暴力行为辩护，当然这也对俄罗斯政府有利。
虽然僵尸的描述比黑寡妇的刻板形象少了些对个别女性的阿谀奉承，但对于俄罗斯境内外的公众来说都起到了类似的效果。车臣由于女性恐怖袭击事件而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和同情。 2003年7月的一项调查中，全俄罗斯民意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84 ％的被访者认为女性自杀式炸弹手是被别人所控制（僵尸） ;只有3 ％的人认为妇女的行为是独立的.无独有偶，西方的作者指责俄罗斯的行动迫使妇女加入恐怖主义。相反的，几乎没有什么是写绝望的男子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妹并以次为借口或解释车臣挑起了战争。女性恐怖分子在宣传中拥有一种独特的性别优势，即使当她们充当肇事者的时候也仍然给人一种是受害者的感觉。
巴勒斯坦女自杀式炸弹手的有关描绘在很大程度上同僵尸和黑寡妇的方式相似。同在俄罗斯事件中一样，以色列政府也是毫不迟疑地使用妇女的个人故事来使他们以及他们的行动蒙羞。巴勒斯坦团体和车臣的恐怖集团不太一样，他们更加积极地利用妇女的故事来为自己的集团牟利。举例来说，一名叫作Ayat Akhras的18岁女孩，2002年3月，在一次Al Aqsa Martyr旅声称的攻击中，在耶路撒冷一家超市外面引爆自己。她的攻击说明了女性恐怖分子的宣传的价值，她们是阿拉伯男子蒙羞并激发其行动。在她的殉道视频中，她说， “我要代替沉睡的阿拉伯军队而战，让他们看着我们的阿拉伯女孩去孤军奋战吧，直至我们胜利” 。
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车臣的案例中，女性攻击的宣传效果似乎并不是恐怖集团计划中的一个因素。相反，它为媒体报道提供了外在条件。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或泰米尔猛虎组织） ，却非常成功地在雇用妇女做宣传。猛虎组织允许活跃的女战士与新闻界见面，出版关于女游击队员（自由鸟）的书籍，制作关于她们的电影，举行公共活动以纪念她们。当然，把集团的游击队和恐怖活动分开是要格外谨慎的。不像在车臣和巴勒斯坦团体，猛虎解放组织不承认自杀性袭击。相反，它宣传自由鸟，声明她们为组织而战，远离文化的压迫，同男性战士一样平等。
在耶路撒冷引爆炸弹的27岁的女人体炸弹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媒体报道的恐怖事件不同的基础在于是否是男性还是女性进行的恐怖行为。媒体报导一名女恐怖分子往往把重点放在该名女子的非政府的动机（例如，一名男性家庭成员的死亡） ，她对招募的防御的脆弱性，因为她的个人生活（例如，滥交） ，和她基本上爱好和平以及与生俱来的性格。然而对于男性恐怖分子的报道一般侧重于行为。恐怖分子需要媒体关注来传播他们的信息，所以女性独特的性别角色成为恐怖分子雇用女性进行恐怖袭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似乎除了猛虎解放组织外，其他的男性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女性攻击所达到的宣传效果。然而，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都为他们免费做了报道宣传。恐怖头目可能无法识别宣传价值，因为它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恐怖分子会想要雇用妇女。对于大多数集团来说，同情或与日俱增的关注只有在妇女参加了该集团及其暴力活动后才会成为一个外在的现实。
为战争而战
一般而言，像妇女合法进入军队和充当劳动力一样，女性加入恐怖集团也必须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在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的案例中，那些女性在组织邀请她们加入前已经在政治暴力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趋势在巴勒斯坦的案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特别是勒伊拉哈立德的故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塔尔战役后，被否认了作为一名战士的角色后，哈立德一直在不断寻找一个可以允许她为之战斗的组织，直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人阵）同意她加入游击队的训练。她在1969年和1970年曾两度为该组织劫持飞机，最终成为活跃在该集团的领导。在1970年劫机失败后，她被迫降在英国联合王国的监狱中，从此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像关注车臣妇女30年多年后，媒体更多的是集中于哈立德的美丽和青春，不是她的政治。她的声望以及参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政治领导和战术行动在妇女参与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中并不是很典型的。大多数人都参与支持或者是该组织的边缘人物。在促使妇女成为激进团体成员的过程中，除了男性文化的反感外，社会的需求如对孩子的抚养也使得妇女的参与比较困难。因此，个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克服文化上的障碍。人阵承认的哈立德的感染力，并极力宣传她和她的故事来获得公众的关注、合法性和支持。但的确是她的倡议使她得以加入该组织。
在哈立德的劫机事件后的几年里，妇女参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不是中断的就是隐形的。即使证明她们成功的劫机，引爆，和掩护男人，女人还是要提醒恐怖领导人，她们的战术是有用的。在哈马斯领导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ij ）中，她们要想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尤其的困难。潜在的女性自杀爆炸者已被哈马斯拒绝，但她们一直寻找，直到世俗组织接纳他们。尽管在2002年的世俗女性自杀式爆炸事件已表现出战术和宣传的好处，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还是在努力寻找传统的信念和不断变化的恐怖战术之间的和解。不过到2003年，伊斯兰圣战组织相信他们的收获远远大于社会成本，并开始积极招募妇女参与自杀性爆炸事件。领导人Ramadan Abdallah Shallah对在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调整作出了解释，并称该集团已作出容纳女性自杀炸弹手的决定：
Shallah或者说是宗教的判决也认为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男性进行圣战，最好还是不要妇女进行圣战。原因是为了让妇女远离任何形式的伤害……，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如果妇女可能遭到逮捕或者面临伤害，那么让女性去执行这样的行动就是不可取的。但如果圣战者估计，这次行动由于伪装环境的原因或为达到目的的需要，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不合适或者不能执行行动，那么我将不会反对女性的参与。
同样，哈马斯的创始人伊斯兰宗教领袖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亚辛也表示他的组织并不需要妇女参加圣战，因为“妇女是该项事业的第二道防线。” 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恐怖分子，往往被人们认为他们对于暴力的献身是不理智和疯狂的。然而Shallah和亚辛的声明表明他们采取的是理性和务实的做法。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雇佣男性。但是如果只有女性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会使用女性。
泰米尔妇女在猛虎组织面临着类似的障碍。尽管该集团成员信任其领导人Vellupillai Prabhakaran，但因为该组织包括女性，因此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承认，在1984年猛虎组织训练这些妇女加入战斗之前，她们已经呼吁在泰米尔的其他组织战斗或者正在参加战斗的行列当中。自由鸟的创建就是由于集团的需要和妇女倡议的结果。一旦成为自由鸟的一员，就必须不断的证明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怖集团决定使用女性来完成一次政治暴力必须有切实的理由。女性对于其角色的要求，即使在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猛虎组织这种声称把女性的解放作为事业的一部分的团体也难以逾越文化习俗的障碍。
克服文化阻力
妇女必须为其参与在政治以及暴力活动中的权力而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许多社会，女性的角色被限定在妻子和母亲上。猛虎组织就是这种现实的一个例子。该组织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允许女性进入战斗角色，并且对于决定如何接纳她们仍然存在着困难。该集团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组织成员的婚姻有着明确规定的恐怖/叛乱团体之一。它也试行了如何在战斗中培养妇女以及雇用她们。在决定自由鸟是否削减头发以有利于战斗的问题时该组织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该紧张局势在于女性直接卷入政治暴力的必要性和对泰米尔传统文化的保留之间的冲突。反过来说，猛虎组织必须衡量在战斗和恐怖活动中使用女性将如何影响组织的纪律、战斗能力以及赢得公众的支持。组织的决定是其反复尝试的结果。
作战的必要性似乎帮助恐怖分子的头目克服了对女性的偏见。男性志愿者的短缺也许激励了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的组织让女性参与攻击。由于很难取得在该地区卷入冲突的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因此也就很难证明男子的短缺是恐怖组织决定雇用女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这些案件中，可参加恐怖活动的男性人数已经在减少，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输出，男性志愿者的匮乏，以及对男性的逮捕、骚扰和调查。
然而，妇女可以留在战区并且可以在城市之间活动而不会受到安全监控服务系统的怀疑。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政府针对泰米尔年龄介于14和40岁的男性进行讯问和拘留.在1986年，当时的妇女已经开始在自由鸟参加战斗，可是政府拘留了约3000名泰米尔男性。此外，男性也是相互竞争的泰米尔组织招募、询问和拘押的目标。因此，许多男性逃离该国。
目标的评估也可能有帮助的恐怖领导人克服文化偏见。例如， 2004年1月14日，Reem al-Reyashi 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边境通道上自杀式引爆了一枚炸弹。袭击事件后，谢赫亚辛表示，由于男性在其执行任务是越来越难于达到目的，因此哈马斯决定利用女性攻击者。即使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家庭职责赋予她们在市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使得她们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她们在着装上比男性有着更多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她们较少受到注意，较少受到安全服务人员的排查。
在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语的案件中，恐怖集团并没有一开始就让妇女担当执行任务的角色。妇女只有在男性不能成功时才会参与进来。部分原因是国家的监控措施所起的作用。恐怖集团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和学习对于理解恐怖分子的行动尤其是他们雇佣妇女的原因至关重要。
国家的反应
在攻击行为中不雇用妇女是由文化习俗决定的，但实际的要求往往可以打破文化禁令。哈马斯领导人，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猛虎组织已明确的解释说，雇用妇女是任务的需要。如上所述，男性往往是这些组织的首选，只有当没有足够的男性去执行任务或者男性无法完成任务时才会雇用女性。这些因素--人力和获取的目标-受到国家行动的影响。
对于上述三个案例来说，用现有的资料来揭示存在于具体的国家行动和恐怖分子雇用妇女的决定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例如，在2002年1月瓦法伊德里斯在耶路撒冷的自杀性爆炸事件3个月前，至少有13起主要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由男性哈马斯， 伊斯兰圣战组织和法塔赫成员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以色列对男性恐怖分子的监查有没有丝毫的改变，从而迫使阿克萨雇用妇女。同时，国家反恐的行动和政策很有可能影响恐怖组织的决定，从而改变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会基于对任务的估计而明确的找出合适的人选。
保安服务的预期以及官方偶尔对恐怖分子的“简介”，使各国政府很容易把重点放在男子身上，这也可能无形中促使恐怖集团雇用女性。在早期的每一场冲突中，各国预计恐怖分子都是年轻男子。除非有证据证明妇女参与上述三个冲突，否则妇女是不可能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镜成像（假设对手的行为是自己的是一样的）可部分归咎于国家无视女性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当恐怖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些妇女在军事、警察、情报和其他政府部门所担当的角色的数量也没有正确的估计。他们可能以为恐怖分子会采取同样的举措。
国家还认为，那些恐怖组织的文化习俗中女性是受到抑制的，不可能允许她们参与恐怖活动。这一论断从女性恐怖分子攻击的低频率和在组织中的隐蔽状态也可以得到佐证。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对每次冲突的预期和判断都会有所变化。在俄罗斯-车臣冲突中，年龄介于16至60岁的车臣男子都是拘押和询问的对象。同在斯里兰卡一样，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村庄并进行了“清理”，把年轻的男子转移去盘问，他们当中好多人都没再回来。同斯里兰卡和以色列不同的是，俄罗斯对女性恐怖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大多数的军事“清理”活动也把女性纳入盘查范围。据估计，自2002年dubrovka人质劫持事件以来车臣约有100名妇女失踪。2003年，国家内务部发出指令，对着有头巾和其它传统穆斯林服饰的女性进行搜查。
莫斯科政府意识到，以妇女为盘查对象很可能会激发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对女性起到独特的宣传价值。俄罗斯官员在解释以女性为目标的声明中强调，车臣组织捕获那些带孝的妇女使其成为“僵尸” 。因为这样，政府拘留女性既是为了防止车臣女性变成“僵尸”也是为了俄罗斯社会免受其困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还声称，在袭击事件中利用妇女表明恐怖主义团伙已经被打败了。
车臣恐怖分子利用妇女可能代表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成功的减少了恐怖组织男性的数量和他们的战斗力。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媒体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女性恐怖分子提供的策略打败车臣恐怖主义，这也起到了独特的宣传效果。
以色列还利用妇女的宣传价值来达到反恐的目的。外交部对女性自杀性炸弹手做了报道，强调恐怖组织意欲利用脆弱的女性群体。政府印制了成功和不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来说明妇女的个人问题以及男性恐怖分子如何利用她们。也许这个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把描述的重点由个人转向了整个环境，也就是说，开始寻找那些异常的行为或情况作为恐怖攻击的征兆而不是去鉴别一个人或一类人谁可能是恐怖分子。
政府也在努力的权衡，希望在对巴勒斯坦妇女进行搜查时不要煽动巴勒斯坦人更大的愤怒。权宜之计，以色列政府在检查站和盘问时设置了女性士兵和警察。因为不是每个检查站都可以这样做，所以使用了像X光棒技术这样的技术。
斯里兰卡对女性恐怖分子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同以色列一样，斯里兰卡的警察和军队里也有女性。同样，她们在检查站也没有足够的女性警察和士兵。斯里兰卡一直愿意与泰米尔猛虎组织进行谈判维持停火协定。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斯里兰卡政府没有控制所有的领土。猛虎组织有效地控制着北部许多社区和东部斯里兰卡，这是的反恐战争变得异常复杂。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各国政府的努力往往增加他们与欲控制人口的紧张局势。各国通过逮捕、拘押、击毙等行动减少了恐怖分子中的男性数量，但同时也许提高妇女参与政治暴力的动机，也使得妇女对恐怖组织更具吸引力。此外，在检查站搜查男性不搜查女性的决定客观上也刺激恐怖组织去雇用妇女。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妇女也开始被作为搜查对象。
政策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的做法对于我们了解恐怖分子在恐怖袭击中雇用女性的原因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正如在研究连环杀手时把目标仅仅定位在男性杀人犯的身上一样，对于恐怖分子也是把重点放在男性恐怖分子身上。这个侧重点与对女性天性的假设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广为人们所接受的甚至是官方定义的恐怖分子的形象：年轻男性。但妇女频繁的参与恐怖袭击已经说明恐怖分子没有固定的标准。从俄罗斯、以色列和斯里兰卡的女性恐怖主义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女人同样代表着威胁。教训告诉我们，不仅要像俄罗斯那样把妇女纳入恐怖分子的行列，同时还要承认威胁的多样性。以色列寻找异常情况的做法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但也的确比试图描述所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个人要更具希望。
第二，正如恐怖团体可以通过媒体获得对女性恐怖分子的同情一样，政府也可以利用恐怖组织关于其女性成员的矛盾心理来阐述自己的优势。以色列和俄罗斯就是利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被男性剥削利用的题材来为女性暴力作出辩护。国家让公众了解女性的异常行为，并让公众明白她们已在国家的控制中，公众无需害怕。这些题材可以进一步利用去削弱乃至摧毁恐怖组织。猛虎组织关于其成员性行为的政策表明一些恐怖组织在吸纳女性时存在的一些困难。像俄罗斯一样，利用对恐怖组织性行为的宣传，既可以使其组织蒙羞又可以离间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最后，恐怖组织雇用妇女的决定可能表明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猛虎组织以及巴勒斯坦和车臣组织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目标转向妇女。如果这种情况对于其它恐怖组织也适用的话，那么恐怖组织雇用女性无疑给政府提供了更广阔的政策选择空间，如谈判或鼓励个人放弃恐怖主义，因为该组织已经遭到了削弱。女性的参与给国家和恐怖组织双方都提供了独特的选择机会。不过，决策者还是要切合实际;妇女仍然是少数。尽管她们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但她们在组织中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妻子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哪里以及和谁见面。母亲教导子女暴力行为。姐妹们，女朋友，和女性同志能够使男子到达他们的目标。女性恐怖分子可能知道和做的比安全局和组织赋予他们的东西要多得多。
在al Qaeda2001年袭击美国之后，人们认为恐怖分子的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就像国家和民众低估了恐怖分子一样，我们也不要把他们神化。车臣、以色列及被占区和斯里兰卡的恐怖集团雇用妇女就是恐怖分子思维的一个局限性。同各个国家一样，这些恐怖团体也受到了文化期望、人口、公众支持以及国际大背景的约束。他们对女性的有限使用说明了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进一步探讨这个题目可能会为各国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提供更多的意见。
作者：A l i s a S t a c k - O ’ C o n n o r
编译：全球防务（知远/裴双喜）
美国女兵在可能叛乱的地方对伊拉克妇女进行了搜查
学者们把现代恐怖主义的成因追溯到了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民的意志问题。如果说俄罗斯确实是恐怖主义诞生的摇篮，那么Vera Zasulich无疑就是它的前夜了。1878年1月24日，Zasulich开枪杀死了圣彼得堡的总督。她被逮捕，并因涉嫌谋杀而遭到审讯。虽然这不是她的第一次被逮捕，之前自从1869年起她因政治活动已经入狱、放逐接受警方的监视。两位检察官拒绝对其持枪杀人一案进行审讯，最终她被宣判无罪，离开了俄罗斯，但仍然参与了革命运动，为两家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撰写东西。
自zasulich事件以来，虽然时移势易，但在研究如何及为何恐怖集团雇用妇女的问题上，很多事情还是一样。举例来说，在俄罗斯革命前，妇女被捕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她们被捕了，审判也不会很严重或者干脆就像zasulich一样得到谅解。然而她的同事们钦佩她的暴力行为，但很少注重她的智慧，这就反映了一个典型的假设：妇女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性的政治目的而行动。
妇女在在俄罗斯革命团体中的作用增加是在日俄战争时期，这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可参加政治活动的男性越来越少，安全问题也越来越重要。这些妇女都是有声望的人，她们有自己的信仰追求，为了事业，她们比男人们更愿意作出牺牲。
这些资料反映了妇女与政治暴力之间的一个深刻的矛盾问题。本文对车臣，巴勒斯坦，和泰米尔语的恐怖集团进行了探讨，以期发现这类团体雇用妇女的原因及过程。妇女进入该团体以及其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主题：
1、妇女制造的恐怖袭击有独特的宣传价值。
2、妇女为争取她们斗争的权利而战。
3、当战术需要或者集团缺少男性的时候，他们就会克服文化的阻力而让妇女参加进来。
2002年，18岁的女人体炸弹在耶路撒冷一个市场引爆了炸弹
关于女性恐怖分子的书面报道不多。大多数关于妇女暴力的作品都把妇女当作受害群体而不是肇事者。最近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可以明显看出有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参与，比如2004年别斯兰市劫持人质事件和2006年攻击斯里兰卡军队中将Sarath fonseka。这些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政治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仅有的几部报导关于女性恐怖主义的作品开始对女性的暴力动机给予了关注。不过该片文章讨论的重点还是恐怖集团雇用女性的动机问题。此外，对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提出了一些建议。
作为宣传手段的女性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直是所谓“契约的宣传者”。当妇女们行动时，故事往往成为更多关注女性而非恐怖主义的问题。这种鲜活的事例在俄罗斯-车臣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2002年10月在莫斯科dubrovka战区劫持人质事件的发生，车臣妇女主要被人们看作是俄罗斯-车臣战争的受害者。她们在战区被扣押，在俄罗斯和西方新闻界，她们往往有着相同的写照：邪恶、同情、强烈、狂热、愚蠢和脆弱。
在有关车臣女性恐怖主义的报道中，有两个人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第一位是被称作“黑寡妇”的一名妇女，在她生命中的男人陆续死后她就被驱使成为一名自杀式引爆者。第二位是一名有着“僵尸”之称的妇女，可能是被车臣男子强迫或是欺骗加入恐怖主义集团。尽管车臣组织没有创造诸如黑寡妇和僵尸之类的术语来对其女性成员大肆渲染，但其组织头目，比如最近遭到杀害的巴萨耶夫，却也较为夸张地鼓吹了黑寡妇的形象，强调其是受害群体。僵尸的形象主要是俄罗斯政府和媒体使用，以此来羞辱车臣叛乱和恐怖集团分子。
被称作僵尸的妇女受到了更多媒体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僵尸中最好的例子是Zarema muzhikhoeva 。 2003年7月9日， Muzhikhoeva未能成功引爆她在莫斯科一家咖啡厅安放的一枚炸弹。她被逮捕，并已羁押至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了一些对她的采访，并允许电视专访。 Muzhikhoeva的一些陈述都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她的基本生活的故事基本上是一致的：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结了婚并育有一个孩子，她的丈夫在同俄罗斯的战斗中牺牲。她和孩子成了婆家的负担。为了逃离婆家的奴役，避免嫁给她的伯叔，绝望的她抛弃了孩子离家出走。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只好借钱来度日。当她无法偿还她的债务时，她被驱使成为一名自杀炸弹手。据Muzhikhoeva的描述，2003年3月她去过车臣在山区的恐怖营地。在那里有阿拉伯人对战争和伊斯兰教提供指导。她报告说曾因穿着不当和与营地领导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殴打。她还报告说，其他妇女在营中被强奸，殴打，强行吸毒。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她被送往莫斯科执行攻击任务。如Muzhikhoeva这样所谓僵尸的故事是值得人们去关注的，它有利于车臣目标的实现，它为女性的暴力行为辩护，当然这也对俄罗斯政府有利。
虽然僵尸的描述比黑寡妇的刻板形象少了些对个别女性的阿谀奉承，但对于俄罗斯境内外的公众来说都起到了类似的效果。车臣由于女性恐怖袭击事件而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和同情。 2003年7月的一项调查中，全俄罗斯民意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84 ％的被访者认为女性自杀式炸弹手是被别人所控制（僵尸） ;只有3 ％的人认为妇女的行为是独立的.无独有偶，西方的作者指责俄罗斯的行动迫使妇女加入恐怖主义。相反的，几乎没有什么是写绝望的男子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妹并以次为借口或解释车臣挑起了战争。女性恐怖分子在宣传中拥有一种独特的性别优势，即使当她们充当肇事者的时候也仍然给人一种是受害者的感觉。
巴勒斯坦女自杀式炸弹手的有关描绘在很大程度上同僵尸和黑寡妇的方式相似。同在俄罗斯事件中一样，以色列政府也是毫不迟疑地使用妇女的个人故事来使他们以及他们的行动蒙羞。巴勒斯坦团体和车臣的恐怖集团不太一样，他们更加积极地利用妇女的故事来为自己的集团牟利。举例来说，一名叫作Ayat Akhras的18岁女孩，2002年3月，在一次Al Aqsa Martyr旅声称的攻击中，在耶路撒冷一家超市外面引爆自己。她的攻击说明了女性恐怖分子的宣传的价值，她们是阿拉伯男子蒙羞并激发其行动。在她的殉道视频中，她说， “我要代替沉睡的阿拉伯军队而战，让他们看着我们的阿拉伯女孩去孤军奋战吧，直至我们胜利” 。
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车臣的案例中，女性攻击的宣传效果似乎并不是恐怖集团计划中的一个因素。相反，它为媒体报道提供了外在条件。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或泰米尔猛虎组织） ，却非常成功地在雇用妇女做宣传。猛虎组织允许活跃的女战士与新闻界见面，出版关于女游击队员（自由鸟）的书籍，制作关于她们的电影，举行公共活动以纪念她们。当然，把集团的游击队和恐怖活动分开是要格外谨慎的。不像在车臣和巴勒斯坦团体，猛虎解放组织不承认自杀性袭击。相反，它宣传自由鸟，声明她们为组织而战，远离文化的压迫，同男性战士一样平等。
在耶路撒冷引爆炸弹的27岁的女人体炸弹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媒体报道的恐怖事件不同的基础在于是否是男性还是女性进行的恐怖行为。媒体报导一名女恐怖分子往往把重点放在该名女子的非政府的动机（例如，一名男性家庭成员的死亡） ，她对招募的防御的脆弱性，因为她的个人生活（例如，滥交） ，和她基本上爱好和平以及与生俱来的性格。然而对于男性恐怖分子的报道一般侧重于行为。恐怖分子需要媒体关注来传播他们的信息，所以女性独特的性别角色成为恐怖分子雇用女性进行恐怖袭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似乎除了猛虎解放组织外，其他的男性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女性攻击所达到的宣传效果。然而，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都为他们免费做了报道宣传。恐怖头目可能无法识别宣传价值，因为它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恐怖分子会想要雇用妇女。对于大多数集团来说，同情或与日俱增的关注只有在妇女参加了该集团及其暴力活动后才会成为一个外在的现实。
为战争而战
一般而言，像妇女合法进入军队和充当劳动力一样，女性加入恐怖集团也必须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在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的案例中，那些女性在组织邀请她们加入前已经在政治暴力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趋势在巴勒斯坦的案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特别是勒伊拉哈立德的故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塔尔战役后，被否认了作为一名战士的角色后，哈立德一直在不断寻找一个可以允许她为之战斗的组织，直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人阵）同意她加入游击队的训练。她在1969年和1970年曾两度为该组织劫持飞机，最终成为活跃在该集团的领导。在1970年劫机失败后，她被迫降在英国联合王国的监狱中，从此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像关注车臣妇女30年多年后，媒体更多的是集中于哈立德的美丽和青春，不是她的政治。她的声望以及参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政治领导和战术行动在妇女参与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中并不是很典型的。大多数人都参与支持或者是该组织的边缘人物。在促使妇女成为激进团体成员的过程中，除了男性文化的反感外，社会的需求如对孩子的抚养也使得妇女的参与比较困难。因此，个人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克服文化上的障碍。人阵承认的哈立德的感染力，并极力宣传她和她的故事来获得公众的关注、合法性和支持。但的确是她的倡议使她得以加入该组织。
在哈立德的劫机事件后的几年里，妇女参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不是中断的就是隐形的。即使证明她们成功的劫机，引爆，和掩护男人，女人还是要提醒恐怖领导人，她们的战术是有用的。在哈马斯领导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ij ）中，她们要想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尤其的困难。潜在的女性自杀爆炸者已被哈马斯拒绝，但她们一直寻找，直到世俗组织接纳他们。尽管在2002年的世俗女性自杀式爆炸事件已表现出战术和宣传的好处，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还是在努力寻找传统的信念和不断变化的恐怖战术之间的和解。不过到2003年，伊斯兰圣战组织相信他们的收获远远大于社会成本，并开始积极招募妇女参与自杀性爆炸事件。领导人Ramadan Abdallah Shallah对在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调整作出了解释，并称该集团已作出容纳女性自杀炸弹手的决定：
Shallah或者说是宗教的判决也认为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男性进行圣战，最好还是不要妇女进行圣战。原因是为了让妇女远离任何形式的伤害……，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如果妇女可能遭到逮捕或者面临伤害，那么让女性去执行这样的行动就是不可取的。但如果圣战者估计，这次行动由于伪装环境的原因或为达到目的的需要，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不合适或者不能执行行动，那么我将不会反对女性的参与。
同样，哈马斯的创始人伊斯兰宗教领袖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亚辛也表示他的组织并不需要妇女参加圣战，因为“妇女是该项事业的第二道防线。” 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恐怖分子，往往被人们认为他们对于暴力的献身是不理智和疯狂的。然而Shallah和亚辛的声明表明他们采取的是理性和务实的做法。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雇佣男性。但是如果只有女性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会使用女性。
泰米尔妇女在猛虎组织面临着类似的障碍。尽管该集团成员信任其领导人Vellupillai Prabhakaran，但因为该组织包括女性，因此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承认，在1984年猛虎组织训练这些妇女加入战斗之前，她们已经呼吁在泰米尔的其他组织战斗或者正在参加战斗的行列当中。自由鸟的创建就是由于集团的需要和妇女倡议的结果。一旦成为自由鸟的一员，就必须不断的证明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怖集团决定使用女性来完成一次政治暴力必须有切实的理由。女性对于其角色的要求，即使在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猛虎组织这种声称把女性的解放作为事业的一部分的团体也难以逾越文化习俗的障碍。
克服文化阻力
妇女必须为其参与在政治以及暴力活动中的权力而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许多社会，女性的角色被限定在妻子和母亲上。猛虎组织就是这种现实的一个例子。该组织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允许女性进入战斗角色，并且对于决定如何接纳她们仍然存在着困难。该集团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组织成员的婚姻有着明确规定的恐怖/叛乱团体之一。它也试行了如何在战斗中培养妇女以及雇用她们。在决定自由鸟是否削减头发以有利于战斗的问题时该组织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该紧张局势在于女性直接卷入政治暴力的必要性和对泰米尔传统文化的保留之间的冲突。反过来说，猛虎组织必须衡量在战斗和恐怖活动中使用女性将如何影响组织的纪律、战斗能力以及赢得公众的支持。组织的决定是其反复尝试的结果。
作战的必要性似乎帮助恐怖分子的头目克服了对女性的偏见。男性志愿者的短缺也许激励了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的组织让女性参与攻击。由于很难取得在该地区卷入冲突的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因此也就很难证明男子的短缺是恐怖组织决定雇用女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这些案件中，可参加恐怖活动的男性人数已经在减少，主要是由于劳动力输出，男性志愿者的匮乏，以及对男性的逮捕、骚扰和调查。
然而，妇女可以留在战区并且可以在城市之间活动而不会受到安全监控服务系统的怀疑。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政府针对泰米尔年龄介于14和40岁的男性进行讯问和拘留.在1986年，当时的妇女已经开始在自由鸟参加战斗，可是政府拘留了约3000名泰米尔男性。此外，男性也是相互竞争的泰米尔组织招募、询问和拘押的目标。因此，许多男性逃离该国。
目标的评估也可能有帮助的恐怖领导人克服文化偏见。例如， 2004年1月14日，Reem al-Reyashi 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边境通道上自杀式引爆了一枚炸弹。袭击事件后，谢赫亚辛表示，由于男性在其执行任务是越来越难于达到目的，因此哈马斯决定利用女性攻击者。即使在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家庭职责赋予她们在市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使得她们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她们在着装上比男性有着更多的灵活性。这些因素使她们较少受到注意，较少受到安全服务人员的排查。
在巴勒斯坦，车臣，和泰米尔语的案件中，恐怖集团并没有一开始就让妇女担当执行任务的角色。妇女只有在男性不能成功时才会参与进来。部分原因是国家的监控措施所起的作用。恐怖集团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和学习对于理解恐怖分子的行动尤其是他们雇佣妇女的原因至关重要。
国家的反应
在攻击行为中不雇用妇女是由文化习俗决定的，但实际的要求往往可以打破文化禁令。哈马斯领导人，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猛虎组织已明确的解释说，雇用妇女是任务的需要。如上所述，男性往往是这些组织的首选，只有当没有足够的男性去执行任务或者男性无法完成任务时才会雇用女性。这些因素--人力和获取的目标-受到国家行动的影响。
对于上述三个案例来说，用现有的资料来揭示存在于具体的国家行动和恐怖分子雇用妇女的决定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例如，在2002年1月瓦法伊德里斯在耶路撒冷的自杀性爆炸事件3个月前，至少有13起主要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由男性哈马斯， 伊斯兰圣战组织和法塔赫成员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以色列对男性恐怖分子的监查有没有丝毫的改变，从而迫使阿克萨雇用妇女。同时，国家反恐的行动和政策很有可能影响恐怖组织的决定，从而改变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会基于对任务的估计而明确的找出合适的人选。
保安服务的预期以及官方偶尔对恐怖分子的“简介”，使各国政府很容易把重点放在男子身上，这也可能无形中促使恐怖集团雇用女性。在早期的每一场冲突中，各国预计恐怖分子都是年轻男子。除非有证据证明妇女参与上述三个冲突，否则妇女是不可能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镜成像（假设对手的行为是自己的是一样的）可部分归咎于国家无视女性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当恐怖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些妇女在军事、警察、情报和其他政府部门所担当的角色的数量也没有正确的估计。他们可能以为恐怖分子会采取同样的举措。
国家还认为，那些恐怖组织的文化习俗中女性是受到抑制的，不可能允许她们参与恐怖活动。这一论断从女性恐怖分子攻击的低频率和在组织中的隐蔽状态也可以得到佐证。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对每次冲突的预期和判断都会有所变化。在俄罗斯-车臣冲突中，年龄介于16至60岁的车臣男子都是拘押和询问的对象。同在斯里兰卡一样，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村庄并进行了“清理”，把年轻的男子转移去盘问，他们当中好多人都没再回来。同斯里兰卡和以色列不同的是，俄罗斯对女性恐怖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大多数的军事“清理”活动也把女性纳入盘查范围。据估计，自2002年dubrovka人质劫持事件以来车臣约有100名妇女失踪。2003年，国家内务部发出指令，对着有头巾和其它传统穆斯林服饰的女性进行搜查。
莫斯科政府意识到，以妇女为盘查对象很可能会激发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对女性起到独特的宣传价值。俄罗斯官员在解释以女性为目标的声明中强调，车臣组织捕获那些带孝的妇女使其成为“僵尸” 。因为这样，政府拘留女性既是为了防止车臣女性变成“僵尸”也是为了俄罗斯社会免受其困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还声称，在袭击事件中利用妇女表明恐怖主义团伙已经被打败了。
车臣恐怖分子利用妇女可能代表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成功的减少了恐怖组织男性的数量和他们的战斗力。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媒体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女性恐怖分子提供的策略打败车臣恐怖主义，这也起到了独特的宣传效果。
以色列还利用妇女的宣传价值来达到反恐的目的。外交部对女性自杀性炸弹手做了报道，强调恐怖组织意欲利用脆弱的女性群体。政府印制了成功和不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来说明妇女的个人问题以及男性恐怖分子如何利用她们。也许这个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把描述的重点由个人转向了整个环境，也就是说，开始寻找那些异常的行为或情况作为恐怖攻击的征兆而不是去鉴别一个人或一类人谁可能是恐怖分子。
政府也在努力的权衡，希望在对巴勒斯坦妇女进行搜查时不要煽动巴勒斯坦人更大的愤怒。权宜之计，以色列政府在检查站和盘问时设置了女性士兵和警察。因为不是每个检查站都可以这样做，所以使用了像X光棒技术这样的技术。
斯里兰卡对女性恐怖分子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同以色列一样，斯里兰卡的警察和军队里也有女性。同样，她们在检查站也没有足够的女性警察和士兵。斯里兰卡一直愿意与泰米尔猛虎组织进行谈判维持停火协定。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斯里兰卡政府没有控制所有的领土。猛虎组织有效地控制着北部许多社区和东部斯里兰卡，这是的反恐战争变得异常复杂。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各国政府的努力往往增加他们与欲控制人口的紧张局势。各国通过逮捕、拘押、击毙等行动减少了恐怖分子中的男性数量，但同时也许提高妇女参与政治暴力的动机，也使得妇女对恐怖组织更具吸引力。此外，在检查站搜查男性不搜查女性的决定客观上也刺激恐怖组织去雇用妇女。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妇女也开始被作为搜查对象。
政策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的做法对于我们了解恐怖分子在恐怖袭击中雇用女性的原因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正如在研究连环杀手时把目标仅仅定位在男性杀人犯的身上一样，对于恐怖分子也是把重点放在男性恐怖分子身上。这个侧重点与对女性天性的假设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广为人们所接受的甚至是官方定义的恐怖分子的形象：年轻男性。但妇女频繁的参与恐怖袭击已经说明恐怖分子没有固定的标准。从俄罗斯、以色列和斯里兰卡的女性恐怖主义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女人同样代表着威胁。教训告诉我们，不仅要像俄罗斯那样把妇女纳入恐怖分子的行列，同时还要承认威胁的多样性。以色列寻找异常情况的做法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但也的确比试图描述所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个人要更具希望。
第二，正如恐怖团体可以通过媒体获得对女性恐怖分子的同情一样，政府也可以利用恐怖组织关于其女性成员的矛盾心理来阐述自己的优势。以色列和俄罗斯就是利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被男性剥削利用的题材来为女性暴力作出辩护。国家让公众了解女性的异常行为，并让公众明白她们已在国家的控制中，公众无需害怕。这些题材可以进一步利用去削弱乃至摧毁恐怖组织。猛虎组织关于其成员性行为的政策表明一些恐怖组织在吸纳女性时存在的一些困难。像俄罗斯一样，利用对恐怖组织性行为的宣传，既可以使其组织蒙羞又可以离间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最后，恐怖组织雇用妇女的决定可能表明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猛虎组织以及巴勒斯坦和车臣组织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目标转向妇女。如果这种情况对于其它恐怖组织也适用的话，那么恐怖组织雇用女性无疑给政府提供了更广阔的政策选择空间，如谈判或鼓励个人放弃恐怖主义，因为该组织已经遭到了削弱。女性的参与给国家和恐怖组织双方都提供了独特的选择机会。不过，决策者还是要切合实际;妇女仍然是少数。尽管她们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但她们在组织中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容忽视的。妻子知道她们的丈夫在哪里以及和谁见面。母亲教导子女暴力行为。姐妹们，女朋友，和女性同志能够使男子到达他们的目标。女性恐怖分子可能知道和做的比安全局和组织赋予他们的东西要多得多。
在al Qaeda2001年袭击美国之后，人们认为恐怖分子的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就像国家和民众低估了恐怖分子一样，我们也不要把他们神化。车臣、以色列及被占区和斯里兰卡的恐怖集团雇用妇女就是恐怖分子思维的一个局限性。同各个国家一样，这些恐怖团体也受到了文化期望、人口、公众支持以及国际大背景的约束。他们对女性的有限使用说明了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进一步探讨这个题目可能会为各国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提供更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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