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联合力量季刊
作者：杰弗里W.艾格斯
编译：知远/柳川
自从翼侧机动这一战法开始流行以来，军事学说对通过间接手段和意想不到的方法来达到具有决定性的结果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解决起来看似困难重重的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问题，已经对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威胁，几乎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提醒，所以，应该确保这个问题有一个军事解决的手段。就像军队要为公共防务提供保障一样，五角大楼的领导者们有义务研究军队如何能够找到这样一个非对称的解决美国石油依赖问题的方案，通过迂回的方法和我们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至少减少对石油的更大程度上的依赖。
2008年以来发生的四件重要的事件，非常明显地表明了我们对石油的依赖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潜台词。第一件事， 1月2日，国际原油价格达到100美元一桶，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它创造了历史。第二件事，三天以后，也就是1月5日，伊朗的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海军的战舰进行袭扰，虽然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是它引起了美国的极大警觉。第三件事，1月8日，联邦审计总署警告说，美国的油轮有25%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极易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第四件事，过了不到一周，布什总统抵达利雅德，向沙特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寻求降低油价，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一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家安全的闭环结构已经形成，现在正在快速地收紧。这一模式的演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西方大国依赖中东的石油来为自己的军舰和经济加油，所以它们需要在这个地区发展一个持续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中东利益的发展、历史上的怨恨和阿富汗战争等因素，促成了以“从圣地驱逐异教徒”为目标的基地组织的产生。随后对基地组织发动的战争，虽然加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但是对不稳定性的忧虑同油价一样在增长。保守地讲，我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已经严重地扭曲和削弱了我们对外政策的取向。更直接地说，石油已经成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一问题的讨论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外关系理事会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说，对能源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这一问题正在削弱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的安全。早在50年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警告说，石油进口超过20%就会破坏美国的安全。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开始放在一个较少被关注的领域，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器同我们的国家一样，对石油有着如饥似渴的需求。
据统计，全世界每天消耗八千四百多万桶石油，这些石油一半以上由轮船运往市场。这些运输石油的轮船大多都要通过某大洋上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运输咽喉要道。所有这样的海上战略要冲对全球能源来说都是特殊的节点。伊朗再次提醒我们，某些海峡，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运输每天都要通过这两个海峡。石油流通渠道方面的严峻形势，再加上无节制的石油开采和供应的逐渐减少，共同增加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将来的冲突将会由于能源而爆发，这些战略要冲将是最有可能的战场。游弋于各个咽喉要道地带的美国战舰，同样也是完全依赖于这些它们正在保护的石油资源。实际上没有哪一军种例外，所有的美国军队都要依靠石油产品来进行能量补给和机动运输。一个严重的石油危机，不仅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样也会危及国家安全机器本身。
乍看起来军队对石油的需求可能并不需要加以过多的注意。军队使用的石油约占美国石油消耗总量的2%，或者说只是大概相当于一家大的美国航空公司的用油量。如果说有这样一个部门，我们心甘情愿为它的高辛烷值汽油消耗来埋单的话，那它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器。所以公平地说，注意力应放在有着98%的需求量的民用石油的消耗上。近期出现了许多的解决方案，有希望从供需两个方面降低民用方面的石油消耗量。电油混合动力车、可持续生物燃料、广泛开展的节能努力和绿色革命，这些措施正在得到行政当局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解决所有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除了引导人们使用成熟的新能源技术以外，同时还需要发展存在较大风险的革命性的方案。军方的研究与发展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之一。把注意力放在军队2%的石油消费上非常重要，这并不仅是因为它保护石油的运输和减少民用石油消费的风险。能够供军队作战机器使用的新型能源的研究，除了将直接支持未来的防务准备和军队的能源供应外，更重要的是，它将间接地催化民用运输技术领域的革命和创新。
双重依赖
所有的运输所依靠的能源可以被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由化学能转换而来的热能(碳能量)，由化学能转换而来的电能(氢能量)，由质量转化而来的热能(核能)，由质量转化而来的电能(太阳能)。第一类能量因其在储存上的稳定性、运输上的方便性和成本的低廉性，在历史上曾主宰运动的需求。在所有的碳燃料中，我们几乎完全地依赖石油来进行运输，因为即使在热效率仅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它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能量密度。例如，每磅燃油大概含有24千英热单位(kBTU)的热量，而优质煤和乙醇只含有这个数量一半的能量，木料仅含有这个数量四分之一的能量。但是纯净的氢气作为燃料时，其能量密度大概是燃油的两到三倍。每磅核燃料的能量当量大约是50万千英热单位。如果你有办法用瓶子以质子的形式来装阳光，每磅会含有一亿兆千英热单位的能量。
除了碳燃料以外，燃油实际上是相对较重的燃料。但是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石油储量充足，价格便宜，所以，像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建造军事基础设施和制定许多相关的战略的时候都是围绕着石油来进行的。美国空军的B-2战略轰炸机携带的燃油重量是它携带的炸弹重量的三倍到四倍。美国国防科学局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现在要把我们的陆军投送到战场上去，投送总重量的70%将是燃料。
以石油为基础进行运输的一个世纪
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石油对于我们军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就是我们在所有的活动中使用石油，甚至是在工程需求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或石油替代物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已经有近80年的历史了。海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使用的发动机与“空军一号”和空军的C-5运输机的基本引擎相同。有一张照片在陆军中广为流传，一辆M1艾布拉姆坦克从一个小山丘上高速飞驰而下，并在半空中开火。为了减轻重量和增大加速度，五角大楼把M1坦克进行了较大的改装，使它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使用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坦克。而我们的主战坦克是如此地费油，以至于它们必须依靠卡车来把它们运抵前线。与一般的内燃机不同，这些发动机在怠速时燃烧的油量，几乎与它在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运动时的油耗相同。因此，它们的油耗通常是以每小时几个加仑来表示，而不是以每加仑多少公里或每英里多少加仑来表示。2003年，美第三机步师快速挺进伊拉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后来有的解释说是出于对燃油的考虑，因为他们想把携带的珍贵的燃油充分地用好。
为了追求高性能，我们现代的战斗机耗油颇大，造成一次加油后的续航时间非常短暂，如果没有空中加油能力的话，它们将无所作为。今年2月份，五角大楼宣布了一项同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 欧洲航空防务航天（EADS）公司的总价值为400亿美元的合同，这是五角大楼历史上的最大的合同项目之一，项目的具体内容是研制下一代空中加油机。在我们现在的油料供应线上，空中加油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能力。空中油机与大多数的飞机一样，可以在满载的情况下起飞，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必须以较轻的重量降落。因此，如果在一次任务中一架空中加油机没有为足够多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在降落之前，它必须倾倒携带的燃油以减轻自身的重量。这一设计现在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大多数的现代飞机在开始建造时就设计具备了倾倒燃油的能力。现代军舰耗费燃油的速度也十分惊人，所以它们也需要进行频繁的加油。军舰的加油由补给舰供给，可以在海港加油，也可以在航行的途中加油。当军舰被拴在港口或一艘补给舰上的时候，一名好的舰长往往关注油表会比关注军械库更多。
飞机抛掉燃料以正常工作，通过提高燃料效率来增强速度，军队的这些做法表明，其基础设施和策略都是围绕着油料建立起来的，好像燃料就是一个基本常数，它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军方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再持有这样的认识了，特别是当我们的部队急切地等待着油料的到来，到处闹“油荒”的时候。美国在伊拉克的领导机构2006年在一份给五角大楼的备忘录中要求，为给目前驻伊拉克的美国部队提供能源，必须要有确定的可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在伊拉克，每名士兵的油料耗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6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每一步行动，都需要内燃机驱动的发电机，每名士兵每天需要9加仑的油料。在伊拉克的战争每天需要40000桶的油来支持。美军盟军基地的油料补给要靠卡车运输，在军事护送下来完成，由于陆路运输时间较长，因此很容易遭到攻击。
对这些弱点的关注从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2001年国防科学局报告中称，“尽管武器系统在节能方面的进步带来了重要的作战、后勤和成本效益，这些效益却没有得到重视和强调。”报告对重新强调燃料效益的重要性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尽管这个问题以前并没有被五角大楼所重视。去年的燃料开支上涨了47%，美国驻伊拉克机构送来的备忘录要求发展石油替代能源，还有持续不断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呼声，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改革的呼声已经开始传到上层的耳朵里了。2008年2月，国防科学局一份关于能量战略的报告，对过去两年内五角大楼的几项创新性做法表示了赞同，如把能量使用问题纳入主流议题，去除文化教条主义等。所谓文化教条主义，其表现就像2001年报告中所称和前国家再生性能源实验室的负责人所说的那样，“燃料的效率是对胆小鬼而言的。”国防科学局最近的报告中称五角大楼已经采取了步骤，要求采购计划必须充分考虑完全的燃料开支负担，把燃料效益作为一个主要的性能参数来审视，尽管这一做法尚未完全形成制度。三月份，空军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关于21世纪能源安全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许多尖端技术和研究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成为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前进步骤。现在是时候来把这个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了。
石油优势和石油帝国
石油地位的不断提高以至成为一种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了能源由煤碳向石油的转变，它把自己战舰的燃料定位于液体燃料，即石油。尽管石油可以提供一些便利，并且具有两倍于煤的能量密度，但是英国富产煤，国内并没有石油供应。1904年，英国海军部首席大臣塞伯纳伯爵提出，“以石油代替煤炭作为燃料是不可能的，因为石油在世界上的储量不足。它只能被当作是极有价值的一种辅助性能源。”但是，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他在1912年决定，“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将只使用石油作燃料，其后不久，所有的海军战舰都进行了能源的转换。在英国人把自己的舰队寄托给一种他们本国并没有的资源以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APOC)， 一个英国和印度的联合企业应运而生，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英国人有一个可靠的石油供应。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就是当年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继承者，是西方在中东的一个存在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液体燃料取代煤炭成为了普通的战争血液。1944年，乔治•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从法国南部快速向德国推进，争取成为第一个进入德国的指挥官。巴顿最后把他的补给线远远地甩在身后，他的坦克的油用完了，停在了战场上。后来他的军队从缴获的德军坦克中发现了乙醇，这是一种产生于军事需求的能源改革。在战争前，希特勒的军事野心受到批评，因为德国本土的石油储量很少。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被吓倒，他开始依靠德国充裕的煤炭供应，通过一个大工业中心来生产合成石油。希特勒的秘密就是费托合成反应(Fischer-Tropsch)，这是石油匮乏的德国人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可以把煤炭转化为液体燃料，也就是煤制油(CTL)。这一基本的生产过程到今天仍然是所有的煤制油生产的基础。
丘吉尔关于英国海军以油代煤的梦幻般的决定，公然违抗了传统的惯例，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看，不能不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促成这一战争结局的因素。大约100年以后，一个类似的尝试正在进行之中，国会正在寻求让五角大楼为美国的军舰采用更多的核能。200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推动海军为其所有的水面舰只提供核动力，就像所有的潜艇和航空母舰使用的核能一样。能源使用的多元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追求节省开支的措施，因为从长期来看，最近出现的原油价格上涨的状况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和改善。同样地，海军时至今日还在使用燃油，其原因同样是为费用开支所驱动。2007年海军核反应堆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对五角大楼推动使用核能的要求予以了回应。在对使用核能和石油的成本进行评估之后，这份报告称，如果一桶石油卖70美元，那么把我们所有的两栖舰队转化为核动力舰队是值得的，划算的。但是要把巡洋舰和驱逐舰转化为核动力化，那么最好是等到油价涨到180美元一桶的时候，因为到那时才最划算。然而油价的不断攀升和由此带来的燃油开支的不断提高，对这种可靠的估计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最近美国政府官方展望：2030年时原油价格将会达到72美元一桶。随着油价在100美元一桶上下波动，我们不仅看到了在以前稳定的市场上所没有过的可变性，而且还看到了我们在准确预测未来油价的时候的无能为力，即便是进行短期预测。即便在下一个十年里不会出现“石油峰值”(即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并开始下降)，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越过巡洋舰核动力化所需要的经济盈亏平衡点，即便是明天就做出舰队核动力化的决定，这种转型的速度也不会赶得上油价上涨的速度，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潜艇和航空母舰从使用燃油到使用核动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到1990年海军的战斗潜艇部队才完全实现核动力化，航空母舰部队直到今年才全部完成核动力化。当初英国皇家海军冒险但快速地选择了石油燃料，但今天美国海军在放弃它的时候却显得很迟钝。
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之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提醒，政策不应该影响市场，相反，应当允许油价的升高，自然地减少对石油的需求，来驱动在替代能源市场方面改革的进展。2006年卡特里娜飓风以后，面临着油价的快速上涨，格林斯潘说，“供需之间的缓冲带太小了，以至于不能有效地吸收哪怕是一小部分的世界石油产量的减少。” 石油消费者们也认为，他们需要做好准备以应付那些对石油供应有着破坏性影响的，可能发生于某时某地的袭击。这一言论一出，油价每桶立即上涨了30多美元。市场推动需求调整和刺激技术改革的力量，现在被市场的可变性和供应的弱点所遮盖。 我们的石油依赖对国家安全形成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必须采取措施来减小和消除。
石油通过军事活动形成了它作为战略物资的统治地位，同样地，军事领域也应该成为它终结统治的地方。英国海军的由煤到油和美国海军在核能方面的先驱性研究，表明军事需求和改革在推进面临困难的和创新的方案方面是平衡的。对于最初的尝试者来说，美国军舰是为数不多的使用核能减少运输领域对液体燃料依赖的部门之一。这样，海军就有了这样的不同寻常的表现，它做好了准备来使用石油的替代能源，如果石油价格猛涨，涨到为它所不能接受，它就会选用替代能源。类似地，陆基的运输也可以通过电或者氢等能源适时地运用新的基础的技术来替代石油。但是在空基方面，航空公司可以选用什么样的非液体或无炭技术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尽管对于船运和车运来说，可替代石油的能源已经初步显现，但还没有一种能源像先前的石油那样好用，不仅储存方便，而且能量密度大。如果说喷气燃料构成国防部最大的一笔单项能源开支，那么在这一领域的改进，不仅将弥补民用运输需求中存在的巨大缺口，同时还会改善国防推动力方面存在的弱点。
五月召开的国际海事推动力会议上，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讨论替代石油能源的生存能力问题，并可能把煤制油的过程作为最适宜的能源短期解决方案。欧洲类似的研究已经表明，氢和生物燃料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石油的继任者。氢可以作为一种能量储存的选项，但它不是一种能源，而当前的一代生物燃料正在同食品供应进行竞争，因为一加仑的牛奶要比一加仑的汽油贵。尽管煤制油具有划算的成本效益，但是这一煤炭液化过程需要大量的水，并产生大量的碳污染。这是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象重视能源需求问题一样来重视它们。它们同样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不能厚此薄彼，以牺牲一个为代价换取另外的一个好处。气候的变化与相关的政治压力意味着提出的方案必须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个综合的“从原料到使用”(well-to-wheel)的分析方法，不仅根据成本进行分析，还要根据环境后果来进行分析。环境因素是国家安全的王牌，这不可能改变，但是在这方面的禁忌已经开始被取消了。随着能源开发层次的深入，我们获得了更多的隐藏的能量成本，所以今后寻找廉价的方案将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强调扩大研究范围和内容方面的需求。
在所有的军用石油消耗中，飞机占73%，地面车辆占15%，舰船占8%，地面设施占4%。因此，尽管在军事设施节能和军舰核动力化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但这两方面的石油消耗量才占航空需求用油量的不到五分之一。空军正在积极研究可在B-52轰炸机和其他飞机上使用的生物燃料，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生物燃料能否成为一种减少航空弱点的长期性的途径目前还不好说。2006年，美国的航空公司消耗了大约200亿加仑的汽油，而美国每年只能生产40亿加仑多一点的乙醇，并且随着玉米和牛奶价格的上扬，这一生产水平正在受到质疑。在当前面临棘手问题的情况下，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不仅要具有一定的弹性或可伸缩性，而且还要使用最严格的“完全成本负担”的会计方法。
对此五角大楼并非无动于衷。2006年，在未受到国会敦促之前，国防部举办了几次讨论会来研究如何减少石油依赖。“能量对话”(Energy Conversation)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性公、私兼有的实体性协会，它在与五角大楼的密切合作中诞生，通过团结“最好的思想、创新、资源和人员，来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能源未来。”为了率先垂范，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减少其油料消耗，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天30万桶。但是使用成本仍然在明显地猛涨。以当前的价格计算，五角大楼今年在油料方面将花费80多亿美元。但是在军事消耗方面节省成本和加大削减力度并不是真正的机会。相反，在军事能源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一个更新和扩大的投资，将催化可在全行业普及的方法和改进。这一模式以前曾被多次使用过。
军方长期以来的技术开发和改革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切实的利益。民用领域中广泛使用的雷达、微波、因特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最初都是军方研究发起和资助的项目。最密切相关的是，军事需求也成为能源改革的重要的推动力量。最重大但却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军事需求推动能源改革的例子，可能就是海军利用核能的先驱性的研究计划了。这一计划在“曼哈顿计划”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37年，海军技术部主任斯坦福•胡泊少将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系研究了核能的原理，后来与物理学家恩里科•费尔米一道成立了海军研究实验室(NRL)，并于1939年启动了海军的核能研究计划，当时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是为了给潜艇提供动力。海军研究实验室在一些重大的挑战性项目上，如铀的同位素分离等技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海军的研究方法也最终为“曼哈顿计划”所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军电气工程师海曼•里科佛上校意识到了铀的重要性，开始研究用原子来驱动潜水艇。1955年，世界上每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首航，核动力的应用研究达到高潮。今天，美国有103家核电厂在运行，其中的绝大多数的核电厂为退休的海军核动力军官们所掌管。
军队最著名的研究与发展机构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个拥有科学家人数并不太多的研究小组为国家带来了隐身技术和因特网。2007年秋季，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仿照DARPA 的样子成立一个新的能源研究机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目的是减少国外的石油进口，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益和降低排放。ARPA-E 的概念是一个指向性很强的发展步骤，但是因为在结构和资金方面存在争论而被中止。在这期间，要向着能源安全的方向推进改革，要采取一个平行的、类似的策略，不仅要通过与DARPA类似的机构，还要通过DARPA 自身来追求研究与发展，特别是在军方自己也存在棘手的石油高度依赖问题的情况下。对于海军研究实验室这样有代表性的军事研究实体，联邦资助的力度应该大大地增加，重新区分投资优先次序，并围绕着高风险基础性科学和实用能源展开研究。51年前，卫星的研制暴露了美国研究与发展的失败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DARPA。他想为军事研究与发展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力量”以消除“烟囱林立”、各自为政的现状，加强和改善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他的远见卓识也产生自这样一个事实，研究和发展机构与军方的执行机构都附属于同一个部门，所以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地被送到企业或工厂来进行生产，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式。在军事需求的压力之下，商业化挑战可以被化解，因而可以大大减少通向市场道路上的可能的障碍。
尽管今天就能源安全的争论仍然不断，但是美国的能源研究预算仍然不温不火，保持在每年大约35亿美元的水平，与2009财政年度680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研究相比不值一提。按照任何规范的衡量标准，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产值，美国花费在能源研究方面的钱比日本和欧盟都要少。政府对能源部科学研究办公室持续地增加预算应当得到赞同，然而国防研究机构也应当看到一个类似级别的投资优先权，特别是瞄准能源改革，意在维持能源供需两方面平衡的投资。此外，为了示范原型机的发展，五角大楼必须制定好计划，为私人改革者提供许可和授权，使小群体和富有进取心的能源科学家们更容易地加入进来。
使军队摆脱依赖石油，符合美国的财政和战术利益。现在，广泛的军事技术研究企业关注替代能源的发展，这符合更大的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承担保护能源任务的国家机器，它们自己不应该使用与它们保护的能源同样的能源。这样战略冒险性的做法现在正随着财政的开支在升高。随着其他创新的进行，在能源改革方面对军队的投资所带来的进步将超出军事硬件的范畴，如改革将促进极有价值的发展和私人部门的商业化。在当前环境舆论随着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而增长的情况下，对交通能源行之有效的替代，一是要求降低成本，二是要求实现低碳化。
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正在经过困扰，这些困扰简单地来自于经济情况，一方面，石油供应增长的势头已经不再，另一方面，石油的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对交战国石油的依赖和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破坏和威胁，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危急的地步。基于石油的军事在战术和战略层次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思考，把责任和义务提升到了危机的水平。对军方研究与发展的资助，总是一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投资，就像对改革的投资和贡献总是一个全球动力的中流砥柱一样。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搅在一起，成为一个很难解开的结，军事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资必须再翻一番。我们可以理性地期待，这种应对石油依赖的“侧翼机动”所带来的直接和战术性的公共利益，将会在以后促成一个战略性的转移，以实现切实和持久的能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