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很好的战略家，应当是文科思维30% 理科思维30% 想象力40%才算是合格的战略家。我不清楚说这话的人究竟懂不懂战略，他的头脑会不会辩证思维，最起码，我觉得他的头脑很僵化，机械地认为用个公式就能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战略家。照你所说，会背字典的人就该是文学家了？军科外军部很多翻译者接触外军新思想较多，可他们有自己独立成篇的原创性战略著作吗？新去的那几个小姑娘，虽然有外语学位证书，可翻译有关篇章仍是条理不通。他们只是翻译工具而已，哪里有什么战略潜质和悟性！实际上，基本素质只是一个人成为战略家的基础条件，一个成功的战略家最主要的因素竟是他自身的运气！战略本身就是艺术，而运气是使战略化为艺术的内在神髓。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许多人买彩票企图中大奖，不惜投入巨额资金，挖空心思选号，还搞什么模拟选号、预测，可就是中不了。而有的人根本不去选号，只花2元随便说一个号，却中500万大奖！这就是运气。综观古今战争，一次小的战役或战斗就决定整个战争结局，实现以小博大、以劣胜优，以极小的战争投入博取极大的战争利益，这样的战例是很多的。深入考察，你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浓厚的战争运气，谁拥有良好的运气，谁必定功成名就；谁此时正走背运，谁就会一败涂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渡过淮河，刚徒涉过去，上游的洪峰就下来了，把追赶的敌军拦截在对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运气造成的。关羽败走麦城，拿破仑惨败滑铁卢，董振堂血染河西走廊，叶飞惨败金门......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运气造成的。“运气”是不会同战争分离的，因为战争本身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战场环境中，指挥官避开了明显的方法，却突然找到了解决任务的钥匙。这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运气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即使有高等军衔的人未必就是战略家，即使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未必就有战略潜质和运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人人可以成舜尧，只要他善于创造战略运气，把个人运气融入到军队、国家和民族的大运气中去，那么他所获得的战略能量，远远超出他自身。当然，如果当前的大运气不能对他立即起到作用，他仍会等待时机，利用时机，创造自己的小运气。现在我们的战略学体系，是否应该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如下表述：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中型军事战略（战役）——小型军事战略（战术）。这样表述，一是可以认清战略是由目标、方法和手段组成：战略=目的（追求的目标） 途径（行动方案） 手段（实现某些目标的工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总的概念来制定各种战略，如军事、政治、经济等战略，这些战略的性质取决于国家使用的手段。但战略本身具有流动性，上述公式也只是基本的外在表示。二是把军事领域的战略、战役、战术融合为一体，因为信息化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模糊，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实际上，战略本身就包含了战术，战术是小巧灵活的战略，是战略的具体运用，更加侧重于手段。以上这些为战略运气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运者，时也，势也。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意思。气者，天地氤氲之气，茫茫宇宙之气，是为宇宙全部能量的流动表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从始至终，还可能遗传给下一代。在人的一生中，有两种密码在起作用，一种是遗传密码，一种是宇宙密码。遗传密码以物质为载体，受之于父母；宇宙密码以某种射线为载体，受之于天体。遗传密码在精子与卵子结合时注入，宇宙密码在降生时注入。婴儿开始与宇宙接触的一刹那间是其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最易感受宇宙影响的时候。当此之时，受到宇宙各种能量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宇宙具有全息相关性，通过对应的全息元相互感应。人的运气就是人与宇宙全息感应的磁力场的外在表现。
我们听《隋唐演义》、《明英烈》评书，知道程咬金、胡大海是典型的福将，如果在战场上遇到险象环生的情况，军师徐茂功、刘伯温肯定派这二位去冲锋陷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着良好的运气，只有他们才能化解凶险，换别人肯定坏事。在商业竞争中，面对重要的贸易谈判，很多有头脑的策划者或企业老板，懂得使用“成功运”正处最佳且商贸谈判应变能力很强的人作主帅，选择一个最适合他能力发挥的“时空”（包括谈判的具体时间、环境和座位等），然后再派一名能“冲克”对方谈判主代表的人员随往，加上根据已知情报制定的应对之策，则谈判就会十拿九稳般的成功。在经济学领域，同样存在“非程序化决策”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人的运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把知识进入决策部分称为“程序化决策”，这种决策模式在宏观经济领域应用十分广泛，比如“卢卡斯效应”；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运用更为普遍，比如每一项具体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是由系列科学依据组成等等。但是，把握了“程序化决策”手段，是否可以保证决策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呢？西蒙研究认为：知识的获得，是现在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成功决策的基本条件，真正进入“随机应变”的竞争领域，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概率意义上的50%。那么，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又在哪里呢？西蒙研究注意到：“程序化决策”即使非常完美，当它作用于不同的人时，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局，从而证实了“非程序化决策”的存在，而且只有“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结论相同时，最终价值才能实现。因此，西蒙认为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应该由“非程序化决策”来完成。但这种决策模式与知识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无法用计量单位来衡量和显示，只能勉强用“灵感”、“潜意识”等词来形容。更使西蒙感到十分为难的是，“制定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了解的心理过程”，“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技能来自何方”。其实，西蒙的难题在古老的《易经》中就有了答案。著名信息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尔海姆说：“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易》中包含的信息论思想，不仅启发我们的科学家创造出了计算机，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普通的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决策指南。”《易》的“非程序化决策”内容，可以是宏观的，也可微观到一次具体的经济行为。比如某个具备老板素质的人，在他的“成功运”特好的期间里或状态下，他的不假思索的一些经营策略或具体方法往往是最佳的。“程序化决策”为阳，“非程序化决策”为阴，只有阴阳两部分合二为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最佳状态。在新军事革命的时代，信息化战争呈现出非线性、复杂性、混沌等特征，比克劳塞维茨描述的战争行为更为复杂（克劳塞维茨是这样描述战争的：军事机器，无非是人和物联在一起，看似简单，易于管理。事实上，它的每一部分并非棋子，而是许多个体的组合。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坏事或造成错误。......战争中每一事物之间产生的巨大摩擦，就不像在力学中作用仅在几个点，而是把处处带进偶然性地带，正是因为偶然性，使摩擦后果无法计量），这就需要认真对待战争的“非程序化决策”，高度重视对战略运气的研究。美国已经注意到“非程序化决策”在实际战争中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兵训练时就灌输这些内容。比如，1994年，美海军陆战队机动作战条令，以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理论研究为理论依据；1996年，美军出版《MCDP6：指挥控制》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1996年11月，美国防大学和兰德公司召开“复杂性、宏观政策和国家安全”会议，主要任务是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国际事务的非线性特性和复杂性理论及其应用，涉及到突变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解释了线性现象之外的一些现象。这说明，美军在战略运气的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位置。
战略运气学的提出，为国家战略研究打开了一个思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有人说，战略高度不过就是看问题站的层次高一些，思索的层次高一些罢了。这说明他根本不懂战略能量聚变原理。举个例子，火力射程每增加一倍，火力覆盖范围就会增加四倍，这从扇形或圆面积的基本知识就可得出。而且，在现代战争中，火力射程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在纵深和横向上火力机动的幅度，也增加了自己为达成火力突然性和提高生存力在广大的陆海空区域内选择发射阵地的自由度。这只是火力射程方面的基本知识，而涉及到战略能量，战略高度每增加一倍，那么他的战略能量就以几何级数聚增上万甚至亿倍！如果我们把战略运气理论应用到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当代又正处于快速崛起的现实中，就会发现能解释许多重大问题。从公元6世纪中国隋唐时期一直到17世纪明末清初的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全球的文明领先地位，而西欧此时处于中世纪黑暗时期。可是进入17世纪，两个不同水平、不同地域的文明，竟然迅速调换了位置。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而是发生在处于边缘化的西欧。此后，西欧国家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和经济文化侵略，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中国发展越来越落后，沦为西方国家侵略扩张的牺牲品。是谁、是什么力量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却推动了西欧国家的迅速崛起？是哪些因素、如何变动了组合，导致了如此的局面？我认为，中国的战略运气（即国运）从公元1000年左右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国运逐渐衰微，虽然明朝出现了一次回光返照（郑和下西洋），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直至死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在田野里看过农民燎荒，不同的地块，荒草的密集茂盛程度不同，当放火燎荒时，草丛密集茂盛的地块，火苗旺盛，窜得很高，火势很猛，但是燃烧的速度就越快，不一会儿，这个地块的荒草烧尽，高度发达的火苗很快就熄灭了。如果荒草密集的地块面积比较大，那么火苗存在时间就会长一些。要想让高度发达的火苗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拥有空前广大的地域让火苗去覆盖普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前三个国家地域空间较小，文明之火短期繁荣一下就衰亡了；中国地域面积较大，文明之火燃烧的时间相对较长一些，但是统治者没有及时把华夏文明迅速推广到全球，扩大战略空间，更没有重视海权，以海洋为纽带，向世界各地输出商业与文明，导致了华夏文明之火的逐渐熄灭。还有，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如何才能让本地文明之火长久不熄？这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知道，农民种田，不能在同一地块反复种植同一种庄稼，因为重茬的庄稼容易害病，导致减产绝收；要想高产稳产，就必须倒茬轮作，比如上季种的是西瓜，那么下季就种玉米，上季种的是花生，下季就种芝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反复在这片土地上推行儒家思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兵家思想始终没有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国民的思想害了严重的重茬病，导致广大民众头脑僵化、思维贫弱，缺乏创新力；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反复在这片土地上推行农耕文明，而不去适时地推行商业文明或工业文明，导致国家害了农耕文明重茬病，民众贫困，国家贫弱，国家文明之火逐渐熄灭已是必然。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现在，因为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仍然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束缚。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贫穷几千年，不能再等了！”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一是经济方面的贫穷，最广大的农民没有富裕起来，二是思想方面的贫穷，国民头脑僵化、思维贫弱，缺乏创新力，更不敢冒险。或许有人要问：中国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苏州、杭州的织造大户雇佣手工业者，早期的手工工场已经成型，可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而然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呢？“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明朝时期“大商人”阶层还没有达到和其统治者较量的能力。与其认为是由于国家政权毫无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商业力量被集权所征服，还不如说压根儿由于交换工具（货币）的落后，缺乏较量的“武器”，限制了自身发展的活动，始终没有发展到与封建等级制度较量的水平，使其长期在繁荣的表层下来回打转转。有的经商世家，几代传乘，如同农民耕种一样，年复一年，但没法进入到“革命”的舞台。如果说交换工具落后的设定，也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精心有意安排，那可是个大阴谋！更多的资料显示，中国货币制度不能适应当时商业革命性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其桎梏。虽然，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推动力；但货币制度的保守性和强化的特征，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缓慢和滞后中，又是负有责任的，而这一缺陷也是别的力量无法弥补的（李锦彰《货币的力量》）。
当前，中国正在激情的推动下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要在地球上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在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中，遇到的挑战和压力比以往都大，崛起道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比以往更多样更复杂。中国自身的能量还远不能达到聚吸和辐射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度，它们的工业文明要比中国的农耕文明发达上百年。须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高度发达时，自然地会对周边国家甚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形成一种巨大的聚吸力和辐射力，就如我们看到的飓风（龙卷风、台风），风的规模越大，风中心的聚吸力也就越大。我们在田野里还看到过，大小不等的两股旋风，往往是大旋风吞并小旋风，因为大旋风的聚吸力比小旋风的大。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比如地形、气流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小旋风也会急剧膨胀，势力超过大旋风，这样，小旋风就能吞并大旋风。目前来看，美国、西欧、日本、台湾的文明程度比中国大陆高出很多，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军事先进、思想文化开放等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大系统，自然会对中国大陆形成巨大的聚吸力和诱惑力。虽然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是一股小旋风或中等旋风。而美国、西欧、日本、台湾，则是一股大旋风。中国与美、日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主要地表现为这种聚吸力和诱惑力的较量上。即使是在亚洲，日本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仍在引领东亚各国奔向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让中国的聚吸力和诱惑力迅速膨胀，使小旋风的势力超过大旋风，从而最终吞并大旋风？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整体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局部存在着优势；整体上处于优势的国家，局部也存在着劣势。集中局部优势博对方的局部劣势，在战略运气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可以成功的。从大战略的高度分析，整体劣势的国家要想赶上甚至超过整体优势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从对方摄取能量补充自己（引进外资、技术、对外开放，等等），二是自我突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单个领域的突变带动全部领域的突变，或者全部领域的整体突变）。对于第一条“从对方摄取能量补充自己”，我强调发展强大中国的海权。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发展强大自己的海权是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任何沿海国家都渴望发展海权体系，但是历史证明，只有少数国家做到了这一点。沿海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幅员大小、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政治制度的性质，都对发展本国的海权体系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环境的变化，沿海国家的上述特点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而且也能控制主要贸易通路，那么它就能发展海权；如果它有港湾，并能使它那拥有生产力的腹地与海疆沟通，那么发展海权的动力就随之产生；如果它的领土广阔而又多样化，它的人口众多而又有活力，它的政治结构有助于发展生产力，那么在军事上、商业上开发海洋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会以海上力量和海上武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就诞生了。只要时间、环境和政策的失误不致损害其有利条件，那么它的海权就会增长，并成为显著特征。在这一点上，海权代表着一个与国计民生结合在一起的、严密的国家活动体系。马汉在认真研究了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及劣势后，提出利用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的优势，美英联盟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研究过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情况，很清楚元朝时期的中国政权正是控制了欧亚大陆，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所谓“黄祸论”泛指欧亚大陆文明对欧美海洋文明的挑战与威胁。马汉敏锐地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信息化战争时代，美国海上力量不仅具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且反潜、防空、对舰对岸作战都达到了实力空前的程度。反潜飞机已经对我潜艇构成严重威胁；它的现代攻击潜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对我实施精确纵深打击，使我重要基地无处藏身；核航母昼夜游弋在我海疆，明确支持“台独”势力。在作战方式上，美国海上力量已经迫使我改变传统的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战略战术，必须将敌方进攻力量消灭在远海和空中，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海上机动与空中机动和结合，高度透明的战场环境，使我传统的远程奔袭和游击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从商业的角度讲，欧美国家就是通过海洋发展贸易，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商业的本质是竞争，战争的本质是掠夺，二者都具有残酷性。为实现中华崛起，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优先发展陆上的策略，以发展海权为突破口，大力开展海上贸易，认真准备海上战争，冲破太平洋上的三道“封锁链”，军舰与民船综合配套，能战能商；陆海空结合，无缝联接，全维作战，夺取现代海战的胜利。对于第二条“劣势国家的自我突变”，我想深入思考：中国某个局部领域的突变为什么不能迅速引起全部领域的突变？比如，我们某项高科技成果，为什么不能迅速普及社会，引起类似“工业革命”式的巨大变化？袁隆平培育的水稻新品种、李振声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为什么不能引起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革命？中国的官僚政治对社会发展存在着多么大的阻力？应该怎样引起政治体制的革命？从新军事革命的角度讲，中国军队正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军队建设中有句话：只有不称职的军官，没有不称职的部队。“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刘伯承）从这个高度讲，战略运气学应该运用到军官培训的实践中去，运用到信息化战争的指挥中去。这里我要着重讲一下作战模拟与实战运气的问题。由于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现代战争更是代价巨大，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战前的作战模拟和方案评估。每一场战争，实际上先在人的脑子里想了几百遍，在计算机里模拟了几十遍，实兵演练了好几遍，以图把战争的损害、代价减小到最低，把战争的效益最大化。但是，计算机模拟取代不了实兵推演，实兵推演也取代不了实际战争。实际战争中的运气，需要在实兵推演中仔细捉摸，集思广益，反复推敲，以万变应万变。“兵无常势”，必须以动态的思维来综合考察战争，以冥冥之中的灵气来预感具体的战役战斗，还要加上自身良好的运气，这样才会八九不离十，而且也不敢肯定地说百分百正确。国防大学张召忠把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战场情况几乎完全预测错了！现在他又在恬不知耻地预测伊朗战争，我敢说，他预测的肯定还不准确，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良好的运气！就好比买彩票，你认为这期可能出这个号或这几个号，而且事前还进行了模拟选号、预测，可是开奖结果公布时，你一下子就傻了眼，因为奖号完全出乎你的预料，你一个数字都对不上！而实际战争要比买彩票复杂多了，战争运气更是无法模拟出来的。这就又给作战模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我们听《隋唐演义》、《明英烈》评书，知道程咬金、胡大海是典型的福将，如果在战场上遇到险象环生的情况，军师徐茂功、刘伯温肯定派这二位去冲锋陷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着良好的运气，只有他们才能化解凶险，换别人肯定坏事。在商业竞争中，面对重要的贸易谈判，很多有头脑的策划者或企业老板，懂得使用“成功运”正处最佳且商贸谈判应变能力很强的人作主帅，选择一个最适合他能力发挥的“时空”（包括谈判的具体时间、环境和座位等），然后再派一名能“冲克”对方谈判主代表的人员随往，加上根据已知情报制定的应对之策，则谈判就会十拿九稳般的成功。在经济学领域，同样存在“非程序化决策”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人的运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把知识进入决策部分称为“程序化决策”，这种决策模式在宏观经济领域应用十分广泛，比如“卢卡斯效应”；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运用更为普遍，比如每一项具体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是由系列科学依据组成等等。但是，把握了“程序化决策”手段，是否可以保证决策目标最终能够成功呢？西蒙研究认为：知识的获得，是现在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成功决策的基本条件，真正进入“随机应变”的竞争领域，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概率意义上的50%。那么，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又在哪里呢？西蒙研究注意到：“程序化决策”即使非常完美，当它作用于不同的人时，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局，从而证实了“非程序化决策”的存在，而且只有“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结论相同时，最终价值才能实现。因此，西蒙认为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应该由“非程序化决策”来完成。但这种决策模式与知识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无法用计量单位来衡量和显示，只能勉强用“灵感”、“潜意识”等词来形容。更使西蒙感到十分为难的是，“制定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了解的心理过程”，“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技能来自何方”。其实，西蒙的难题在古老的《易经》中就有了答案。著名信息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尔海姆说：“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易》中包含的信息论思想，不仅启发我们的科学家创造出了计算机，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普通的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决策指南。”《易》的“非程序化决策”内容，可以是宏观的，也可微观到一次具体的经济行为。比如某个具备老板素质的人，在他的“成功运”特好的期间里或状态下，他的不假思索的一些经营策略或具体方法往往是最佳的。“程序化决策”为阳，“非程序化决策”为阴，只有阴阳两部分合二为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最佳状态。在新军事革命的时代，信息化战争呈现出非线性、复杂性、混沌等特征，比克劳塞维茨描述的战争行为更为复杂（克劳塞维茨是这样描述战争的：军事机器，无非是人和物联在一起，看似简单，易于管理。事实上，它的每一部分并非棋子，而是许多个体的组合。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坏事或造成错误。......战争中每一事物之间产生的巨大摩擦，就不像在力学中作用仅在几个点，而是把处处带进偶然性地带，正是因为偶然性，使摩擦后果无法计量），这就需要认真对待战争的“非程序化决策”，高度重视对战略运气的研究。美国已经注意到“非程序化决策”在实际战争中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兵训练时就灌输这些内容。比如，1994年，美海军陆战队机动作战条令，以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理论研究为理论依据；1996年，美军出版《MCDP6：指挥控制》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1996年11月，美国防大学和兰德公司召开“复杂性、宏观政策和国家安全”会议，主要任务是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国际事务的非线性特性和复杂性理论及其应用，涉及到突变论、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解释了线性现象之外的一些现象。这说明，美军在战略运气的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位置。
战略运气学的提出，为国家战略研究打开了一个思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有人说，战略高度不过就是看问题站的层次高一些，思索的层次高一些罢了。这说明他根本不懂战略能量聚变原理。举个例子，火力射程每增加一倍，火力覆盖范围就会增加四倍，这从扇形或圆面积的基本知识就可得出。而且，在现代战争中，火力射程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在纵深和横向上火力机动的幅度，也增加了自己为达成火力突然性和提高生存力在广大的陆海空区域内选择发射阵地的自由度。这只是火力射程方面的基本知识，而涉及到战略能量，战略高度每增加一倍，那么他的战略能量就以几何级数聚增上万甚至亿倍！如果我们把战略运气理论应用到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当代又正处于快速崛起的现实中，就会发现能解释许多重大问题。从公元6世纪中国隋唐时期一直到17世纪明末清初的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全球的文明领先地位，而西欧此时处于中世纪黑暗时期。可是进入17世纪，两个不同水平、不同地域的文明，竟然迅速调换了位置。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而是发生在处于边缘化的西欧。此后，西欧国家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和经济文化侵略，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中国发展越来越落后，沦为西方国家侵略扩张的牺牲品。是谁、是什么力量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却推动了西欧国家的迅速崛起？是哪些因素、如何变动了组合，导致了如此的局面？我认为，中国的战略运气（即国运）从公元1000年左右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国运逐渐衰微，虽然明朝出现了一次回光返照（郑和下西洋），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直至死亡。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在田野里看过农民燎荒，不同的地块，荒草的密集茂盛程度不同，当放火燎荒时，草丛密集茂盛的地块，火苗旺盛，窜得很高，火势很猛，但是燃烧的速度就越快，不一会儿，这个地块的荒草烧尽，高度发达的火苗很快就熄灭了。如果荒草密集的地块面积比较大，那么火苗存在时间就会长一些。要想让高度发达的火苗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拥有空前广大的地域让火苗去覆盖普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前三个国家地域空间较小，文明之火短期繁荣一下就衰亡了；中国地域面积较大，文明之火燃烧的时间相对较长一些，但是统治者没有及时把华夏文明迅速推广到全球，扩大战略空间，更没有重视海权，以海洋为纽带，向世界各地输出商业与文明，导致了华夏文明之火的逐渐熄灭。还有，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如何才能让本地文明之火长久不熄？这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知道，农民种田，不能在同一地块反复种植同一种庄稼，因为重茬的庄稼容易害病，导致减产绝收；要想高产稳产，就必须倒茬轮作，比如上季种的是西瓜，那么下季就种玉米，上季种的是花生，下季就种芝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反复在这片土地上推行儒家思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兵家思想始终没有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国民的思想害了严重的重茬病，导致广大民众头脑僵化、思维贫弱，缺乏创新力；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反复在这片土地上推行农耕文明，而不去适时地推行商业文明或工业文明，导致国家害了农耕文明重茬病，民众贫困，国家贫弱，国家文明之火逐渐熄灭已是必然。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现在，因为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仍然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束缚。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贫穷几千年，不能再等了！”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一是经济方面的贫穷，最广大的农民没有富裕起来，二是思想方面的贫穷，国民头脑僵化、思维贫弱，缺乏创新力，更不敢冒险。或许有人要问：中国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苏州、杭州的织造大户雇佣手工业者，早期的手工工场已经成型，可中国为什么没有自然而然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呢？“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明朝时期“大商人”阶层还没有达到和其统治者较量的能力。与其认为是由于国家政权毫无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商业力量被集权所征服，还不如说压根儿由于交换工具（货币）的落后，缺乏较量的“武器”，限制了自身发展的活动，始终没有发展到与封建等级制度较量的水平，使其长期在繁荣的表层下来回打转转。有的经商世家，几代传乘，如同农民耕种一样，年复一年，但没法进入到“革命”的舞台。如果说交换工具落后的设定，也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精心有意安排，那可是个大阴谋！更多的资料显示，中国货币制度不能适应当时商业革命性发展的需要，而成为其桎梏。虽然，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推动力；但货币制度的保守性和强化的特征，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缓慢和滞后中，又是负有责任的，而这一缺陷也是别的力量无法弥补的（李锦彰《货币的力量》）。
当前，中国正在激情的推动下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要在地球上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在与西方强国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中，遇到的挑战和压力比以往都大，崛起道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比以往更多样更复杂。中国自身的能量还远不能达到聚吸和辐射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度，它们的工业文明要比中国的农耕文明发达上百年。须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高度发达时，自然地会对周边国家甚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形成一种巨大的聚吸力和辐射力，就如我们看到的飓风（龙卷风、台风），风的规模越大，风中心的聚吸力也就越大。我们在田野里还看到过，大小不等的两股旋风，往往是大旋风吞并小旋风，因为大旋风的聚吸力比小旋风的大。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比如地形、气流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小旋风也会急剧膨胀，势力超过大旋风，这样，小旋风就能吞并大旋风。目前来看，美国、西欧、日本、台湾的文明程度比中国大陆高出很多，主要表现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军事先进、思想文化开放等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大系统，自然会对中国大陆形成巨大的聚吸力和诱惑力。虽然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是一股小旋风或中等旋风。而美国、西欧、日本、台湾，则是一股大旋风。中国与美、日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主要地表现为这种聚吸力和诱惑力的较量上。即使是在亚洲，日本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仍在引领东亚各国奔向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让中国的聚吸力和诱惑力迅速膨胀，使小旋风的势力超过大旋风，从而最终吞并大旋风？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整体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局部存在着优势；整体上处于优势的国家，局部也存在着劣势。集中局部优势博对方的局部劣势，在战略运气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可以成功的。从大战略的高度分析，整体劣势的国家要想赶上甚至超过整体优势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从对方摄取能量补充自己（引进外资、技术、对外开放，等等），二是自我突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单个领域的突变带动全部领域的突变，或者全部领域的整体突变）。对于第一条“从对方摄取能量补充自己”，我强调发展强大中国的海权。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发展强大自己的海权是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任何沿海国家都渴望发展海权体系，但是历史证明，只有少数国家做到了这一点。沿海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幅员大小、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政治制度的性质，都对发展本国的海权体系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环境的变化，沿海国家的上述特点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而且也能控制主要贸易通路，那么它就能发展海权；如果它有港湾，并能使它那拥有生产力的腹地与海疆沟通，那么发展海权的动力就随之产生；如果它的领土广阔而又多样化，它的人口众多而又有活力，它的政治结构有助于发展生产力，那么在军事上、商业上开发海洋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会以海上力量和海上武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就诞生了。只要时间、环境和政策的失误不致损害其有利条件，那么它的海权就会增长，并成为显著特征。在这一点上，海权代表着一个与国计民生结合在一起的、严密的国家活动体系。马汉在认真研究了欧亚大陆的地理优势及劣势后，提出利用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的优势，美英联盟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研究过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情况，很清楚元朝时期的中国政权正是控制了欧亚大陆，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所谓“黄祸论”泛指欧亚大陆文明对欧美海洋文明的挑战与威胁。马汉敏锐地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信息化战争时代，美国海上力量不仅具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且反潜、防空、对舰对岸作战都达到了实力空前的程度。反潜飞机已经对我潜艇构成严重威胁；它的现代攻击潜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对我实施精确纵深打击，使我重要基地无处藏身；核航母昼夜游弋在我海疆，明确支持“台独”势力。在作战方式上，美国海上力量已经迫使我改变传统的诱敌深入“放进来打”的战略战术，必须将敌方进攻力量消灭在远海和空中，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海上机动与空中机动和结合，高度透明的战场环境，使我传统的远程奔袭和游击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从商业的角度讲，欧美国家就是通过海洋发展贸易，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商业的本质是竞争，战争的本质是掠夺，二者都具有残酷性。为实现中华崛起，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优先发展陆上的策略，以发展海权为突破口，大力开展海上贸易，认真准备海上战争，冲破太平洋上的三道“封锁链”，军舰与民船综合配套，能战能商；陆海空结合，无缝联接，全维作战，夺取现代海战的胜利。对于第二条“劣势国家的自我突变”，我想深入思考：中国某个局部领域的突变为什么不能迅速引起全部领域的突变？比如，我们某项高科技成果，为什么不能迅速普及社会，引起类似“工业革命”式的巨大变化？袁隆平培育的水稻新品种、李振声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为什么不能引起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革命？中国的官僚政治对社会发展存在着多么大的阻力？应该怎样引起政治体制的革命？从新军事革命的角度讲，中国军队正面临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军队建设中有句话：只有不称职的军官，没有不称职的部队。“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刘伯承）从这个高度讲，战略运气学应该运用到军官培训的实践中去，运用到信息化战争的指挥中去。这里我要着重讲一下作战模拟与实战运气的问题。由于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现代战争更是代价巨大，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战前的作战模拟和方案评估。每一场战争，实际上先在人的脑子里想了几百遍，在计算机里模拟了几十遍，实兵演练了好几遍，以图把战争的损害、代价减小到最低，把战争的效益最大化。但是，计算机模拟取代不了实兵推演，实兵推演也取代不了实际战争。实际战争中的运气，需要在实兵推演中仔细捉摸，集思广益，反复推敲，以万变应万变。“兵无常势”，必须以动态的思维来综合考察战争，以冥冥之中的灵气来预感具体的战役战斗，还要加上自身良好的运气，这样才会八九不离十，而且也不敢肯定地说百分百正确。国防大学张召忠把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战场情况几乎完全预测错了！现在他又在恬不知耻地预测伊朗战争，我敢说，他预测的肯定还不准确，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良好的运气！就好比买彩票，你认为这期可能出这个号或这几个号，而且事前还进行了模拟选号、预测，可是开奖结果公布时，你一下子就傻了眼，因为奖号完全出乎你的预料，你一个数字都对不上！而实际战争要比买彩票复杂多了，战争运气更是无法模拟出来的。这就又给作战模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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